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
三、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
在國際體系中，國際機制是民族國家在國際互動中為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與安全，協調彼此關系而建立的各種規則和制度，而條約作為正式的國際協議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條約成為廣泛的國際規制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元素。英國為避免因“軍事費用過大”，“帝國戰線太長”，“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的窘境，通過國際條約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是重要的選擇。因此，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要求是體面的做法。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及隨后于1843年簽訂的細則性附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約》，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后為國內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迫，清政府面對英國、法國、美國領事聯合在各自租界征收關稅的事實，設立了海關總稅務司，并在各口岸的海關設立一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人稱為“通商戰爭”。（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清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是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一場戰爭，戰爭的導火線是英國強行向中國推銷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而告結束。因此而簽署的《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香港島也在這次戰爭中被割讓給英國，除此之外，英國還得到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等，至于割地和賠款，對近代中國來說也是第一次。
英國方面經常稱第一次鴉片戰爭為第一次中英戰爭，雖然這場戰爭只是鴉片戰爭的一部分，但有時也經常把它稱作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一直是斷斷續續進行，其間的一系列戰斗和軍事行動相互之間并無關聯。
清廷閉關政策
中國自古因自身歷史條件自居天朝上國，視其它國家為未開化之國，未對傳統的范圍外的國家民族有足夠的了解。明末清初以來，愈來愈多歐洲人東來中國發展貿易，但清朝自康熙以來一直收緊外貿政策，僅允準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不重視對外貿易，采取閉關政策。1757年，清廷只允許廣州獨口通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廷進一步限制外人來華貿易，批準兩廣總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規條》，嚴限制外人來華貿易外。更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準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1760年，恢復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準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系，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系的中介[2]。這種保守的閉關鎖國政策埋下了中英兩國沖突的遠因。
[編輯] 兩國貿易逆差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后，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于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制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什么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入超）。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于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
為了擺脫貿易逆差，英國從其殖民地印度走私鴉片來華。由于吸食鴉片會上癮，故中國歷代亦嚴格控制其入口。清廷于雍正年間已明令禁煙。但鴉片販子不顧禁令，賄賂清廷官吏，勾結國人，在廣州對出的零丁洋利用特制快艇進行鴉片武裝走私。由于走私鴉片利潤甚豐，鴉片走私來華日益嚴重，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1839年）間已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令英國出超，并反使中國入超[3]。“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4]。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六百萬兩，令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令清廷財政枯竭，國庫空虛。鴉片貿易嚴重敗壞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同時更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鴉片流毒甚廣，從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吸毒者日眾，為害中國國人身心健康，軍隊也吸食鴉片，身體變得虛弱，失去作戰能力。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道光帝要嚴禁鴉片
由于鴉片的危害日趨嚴重，使得朝野上下，禁鴉片的呼聲日趨高漲。1838年底，清朝道光帝頒布禁煙令，并派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虎門銷煙。1839年，林則徐抵達廣州后，勒令外國煙販交出所有鴉片，并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后來船永不敢夾帶鴉 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6]，并將大部分法律上屬于英國人的鴉片庫存全部銷毀。英國人把中國人的禁煙行動看成侵犯私人財產，覺得不可容忍，促成戰爭的爆發。
[編輯] 戰爭前的中國軍隊
戰爭前中國名義上有22萬八旗以及66萬綠營軍隊，然而這些軍隊已經幾乎喪失戰斗力。
[編輯] 英國出兵
主條目：林維喜案
1839年7月，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此事因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