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因：
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
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
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2、概況：
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
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內容：宋代的海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珍寶、藥材等，輸出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茶葉等。
3、影響：
宋朝海外貿易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擴展資料
唐宋對外政策(民族政策)的最大不同是:唐朝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主要通過戰爭,設機構管理,和親,會盟.文化交流為主,貿易為輔.
通過設立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將新疆地區置于唐朝的統轄管理之下,冊封皮羅閣為云南王,封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與赤帶朱丹和親等確立了對云南,蒙古,西藏等地的領導.在最登封時期,甚至被尊稱為"參天可汗",體現了唐宗主國的地位.
與其它國家如新羅,日本等國均有實質性的政治叫昂和經濟文化交流,互派使者.佛教從中國傳入這兩國家.日本派使者學習唐的文字,律令并仿唐制設置日本的行政機構.
盡管宋朝科技文化,經濟水平完全超越唐朝,海外貿易更加發達..但宋采取的是"守外虛內"的策略.使得內重外輕,時常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北宋最終為金所滅.軍隊數量龐大且無戰斗力,統治者的妥協退讓,支付大量的歲幣甚至國土失守.如襢淵之盟,海上之盟后的惡果,靖康之變的失國.紹興和議的卑微等.經濟,文化科技大國在軍事上的無能,最后仍是被蹂躪.
影響的相似之處:都有利于邊疆地區的開發,有利于名族矛盾的暫時緩和,不管是唐的冊封等手段還是宋的支付大量歲幣等方式,都換來了和平,利于中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人民免去戰亂之苦.有利于個民族間的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相互影響學習借鑒.有利于后來統一的多民族的鞏固和發展.
說明:和平是主要趨勢,但是,一個國家,要均衡發展,落后就要挨打.軍事是人民安居樂業的最強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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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對外貿易主要從陸路進行，銀漢在開辟的絲綢之路，沿途做生意買賣，唐朝也有海外貿易，只是剛起步，還不太發達。原因：唐朝國力強盛，威服四夷，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加之唐朝航海技術還不是很發達，所以更注重從陸路對外交往。
宋朝的海外貿易除陸路外還開辟了水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原因：宋代國力積貧積弱，周圍少數民族政權更是虎視眈眈，陸路交通不暢，指南針的運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使其更注重海上交往。
擴展資料：
唐宋對外貿易的特點：
①以海路為主；
②貿易中心主要在南方；
③外商來華貿易空前增多；
④創建了一套外貿管理制度，如市舶司等。
原因：
①南方地區農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
②海運貿易的發展和南方發達的水運；
③封建王朝的外商優待政策，招徠商販。
唐宋之際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對外貿易重心、貿易制度、商品結構、貿易規模、貿易商人、航海技術等諸多方面的變化都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而且中國對外貿易的這些變化具有深刻的國際影響,為貿易沿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動力,推動了南海貿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立足于唐宋對外貿易的考察,上溯可以看到西北陸路貿易與東南海路貿易并行發展和興替變換的過程,下瞰可以認識直到19世紀前后依然運行的南海貿易體系或亞洲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一對外貿易重心的轉移：西北陸路貿易到東南海上貿易1.漢唐絲路貿易的發展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中國史籍有明確記載的對外貿易都是從時代開始的。漢書·西域傳稱西域以孝武時始通,不僅西漢政府與西域的交往自出使后才開始,內地與西域的貿易也自此才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在此以前,中國的商品已經傳到身毒和大夏,張騫在大夏見到邛竹杖和蜀布,被告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國買得。那是通過蜀地與印度之間的商路販運的。西域各國直通長安的商路尚未建立。但是西域諸國聽聞漢朝大富饒,貴漢財物,希望與漢朝的交往。漢武帝決定利用他們對漢朝財物的需求,以賂遺設利朝,建立與西域的關系,使自己的威德遍于四海。漢武帝的政治需求為內地與西域的貿易打開了大門
張騫之后,西漢開始頻繁派遣前往西域諸國的使節。西漢使節自新置的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牦軒、條支、身毒國,使者相望于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一歲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西域諸國也有不少使節跟隨漢使出使漢朝,外國使更來更去。漢朝給予優待,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并向他們展示大漢的富盛。漢武帝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這更激起了西域諸國與漢朝交往的愿望。使節的往來也伴隨著貿易的發生,漢朝派出的使節與張騫當年一樣,攜帶大量中國物品,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時。對西域國家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同時也求奇物,獲取各國的寶貨
商業的貿易也同時興盛起來。各國通過商業貿易獲得漢朝的商品。當漢武帝派遣使節,帶著黃金交換大宛的戰馬時,昔日貴漢財物,苦不能通的大宛已經饒漢物。顏師古注曰：饒漢物就是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使節和商旅頻繁往來,在內地與西域間形成了南、北兩條穩定的交通線。漢書·西域傳記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條道路上需求最大的中國內地的商品是絲綢。當時漢朝是唯一可以生產絲綢的國度,周邊民族與漢朝交往中絲綢是最受歡迎的物品,如匈奴好漢繒絮食物,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商路開通后,刺激了西域諸國,乃至西亞、歐洲等地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這兩條通道也成了中國內地通向西域和印度、西亞和歐洲的商路
在漢武帝經營西域以前,地中海、伊朗和印度間已經存在一個經濟交流圈,漢朝與西域間商路的開通,將中國內地與這個經濟交流圈聯系了起來。從而也把漢朝和當時西方最強盛的羅馬帝國聯系起來。羅馬需要的中國商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絲綢,此外還有毛皮、鐵、肉桂和大黃。希臘、羅馬人首先通過絲綢認識中國,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希臘人拖雷美地理書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和秦尼,言其處于世界極東,書中有賽里斯記和秦尼國記。白里內博物志記載：賽里斯人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羅馬雖然于公元1世紀末,通過海路到達中國的交趾,但陸路仍舊是與中國的主要貿易渠道,海路始終未起決定性的作用。漢朝與羅馬的貿易主要通過中亞和西亞諸國商人中轉,兩者之間貿易的發展反映了漢朝絲路貿易的狀況
兩個基本的因素決定兩漢直至隋唐時期,西北絲路在中國對外貿易路線占據主導地位：一是中國經濟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處于關中洛陽地區,南方沿海地區的經濟尚不發達,對外貿易的商品供給在北方,在以奇珍異寶為主的進口品的消費市場也在北方,其中京城是最大的市場；二是當時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國家是西域、中亞和西亞諸國,也是他們擔負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中間商。兩漢之時,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漢朝的主要貿易國。這些國家貴漢財物,重視商業,積極開展與漢朝的貿易。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后漢書·西域傳稱大夏善賈市,都城中有市販賈諸物,康居遣質子至漢,目的并非政治臣服,而欲賈市為好。安息國商賈舟車行旁國,高附國善賈販。西域和中亞西亞重視商業,善于經商的民族是當時中國與西方貿易的主要貿易力量。東漢所派的甘英欲往大秦時,安息人以計阻止了他的行動,原因是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安息想繼續牟取漢朝和羅馬中轉貿易的利益
時期,西北絲路的交通和貿易繼續發展。曹魏和西晉是漢武帝和東漢班超經營西域后絲路貿易又一個較大發展的時期。曹魏恢復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加強了與西域的聯系,西晉時聯系進一步得到鞏固,使西域人入貢,財貨流動。志卷30魏書稱：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西域諸國與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頻繁。而且此時,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進一步擴展,由漢代的南北兩道發展為三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羌輔西,越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三道往西接天竺、大夏、條支、大秦等。即使在東晉最紛亂的時期絲路貿易也未中斷,不僅北方的政權與西域保持著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直達南方的商路也是暢通的。而且遠達羅馬的中國絲綢有增無減：公元380年前后,羅馬服用絲綢,從前只限于貴族,現在已推廣到各階級,不分貴賤,甚至于最低層。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漸少,絲路貿易再次繁榮。洛陽伽藍記卷3形容道：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因樂中國風土而定居于洛陽的萬有余家,洛陽城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隋唐統一以后,西北絲路進入鼎盛時期。隋書卷67載裴矩西域圖記序稱當時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即分別從伊吾、高昌、鄯善達于西海的三條商道。裴矩為隋煬帝籌辦了在張掖接見西域二十七國首領的大朝會,和在洛陽市中大宴外國商人和使節的龍須宴,與會者數千人。這當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也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絲路貿易更盛于往古。從陸路來到長安的西域胡人數以萬計。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已有敘述,下至街頭賣胡餅的小販,上至資產以億萬計的大商,通過絲路來華的商人們長期定居于長安。紀宗安先生論述了唐代絲路貿易的發展和路線的變化。她指出,由于西突厥興起后積極介入絲綢貿易,控制了善于貿易的粟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