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于預期，產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同時，由于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期分別下調為3.5%和3.7%，全球將進入低于趨勢增長的“新常態”。
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預測，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1%和4%，遠遠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
趨勢二：全球廉價資本時代可能將趨于結束
目前全球利率仍處于低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濟依然疲軟，高負債居民信貸需求低迷，央行普遍執行刺激性貨幣政策。然而，廉價資本的時代可能即將結束。
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外部需求疲軟，貿易匯率風險、激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盈余水平，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資回報率、儲蓄-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平等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特別是隨著美聯儲將進入加息進程，這種局面將推動全球長期實際利率上升。
趨勢三：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壓力較大，“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去福利化”進程還將持續數年
全球債務水平處于持續上升之中。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機前全球債務總規模僅為70萬億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這一規模就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漲幅逾42%，全球債務負擔占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相關平臺已成最大債券發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債務有價債券所占份額增至43萬億美元，相較2007年同期增長80%。除發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后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
各國“去債務化、去杠桿化、去福利化”必然需要經歷財政緊縮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修補資產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數年，并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面影響，抑制總需求增加。
趨勢四：美國從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恐引發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權貨幣洗牌
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后，美元、美債再次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和“安全資產”，特別是如果參考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關系，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4～5年左右，美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資產，增強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溢出風險。
當前新興經濟體企業外債高達2.6萬億美元，其中3/4以美元計價。目前，美聯儲結束量寬和美元升值已使新興經濟體企業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開始走高，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風險上升，并可能傳導至本國經濟金融體系。
此外，美元升值也將導致其他非美系貨幣、新興經濟體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未來幾年全球主權貨幣將面臨新一輪洗牌過程。
趨勢五：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結束，全球價格總水平趨于下降，面臨通貨緊縮壓力
根據IMF評估數據，在1990～2013年之間，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2014年該數值預計為3.9%，其中低通脹率的發達經濟體，1990～2013年之間年均通脹率為2.3%，2014年僅為1.7%。2014年12月，美國CPI環比下跌0.4%，創2008年底以來最大跌幅。歐元區2014年12月CPI五年來首次轉負，技術性通縮來臨。
全球已有多家國際機構就此發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經濟展望》中將此視為全球經濟復蘇最大威脅，凸顯出一些深層次結構性因素：一是大宗商品繁榮周期趨于結束引發價格危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國際油價下跌勢頭2015年將延續;二是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導致供需出現缺口。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需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增量需求從美歐主導開始轉變。中國成為全球需求主要支撐者，而隨著近幾年中國去杠桿化和去產能化，增量需求放緩，產出缺口開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場資源成為各國競爭焦點直接導致全球價格總水平下降;三是強勢美元回歸引發全球“輸入型通縮”壓力，另一方面加劇新興經濟體外債壓力。四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處于勞動人口周期變化拐點。從長期因素看，2008～2014年疊加了美系國家和中國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人口周期拐點。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趨勢導致儲蓄消費結構變化，消費增長趨于停滯，這是導致供給失衡，并進一步引發價格總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趨勢六、國際貿易“規則之爭”已超越“市場之爭”，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角力點
全球貿易投資結構正處于調整時期。新一代國際貿易規則演進趨勢將是以區域貿易規則創建為基礎，輔以規范某一領域的諸邊貿易規則的發展，通過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的融合后逐漸形成新的多邊貿易規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會更加激烈和隱蔽，從自由貿易轉向規則貿易。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一是區域自貿協定競爭趨于激烈。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主導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諸(多)邊服務業協議(TISA)等貿易投資協定談判，力圖推行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
二是貿易與投資日趨融合發展。新規則體系強調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規則的整合。在投資領域，強化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在服務貿易領域，采用負面清單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
三是服務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當前，世界服務貿易的部門結構已從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行業為主逐步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行業為主。如美國希望未來建立面向21世紀的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推動金融服務自由化及電信自由化，包括電子商務，促進軟件、影音光盤等數字產品的貿易自由化。
趨勢七：全球跨境投資總體趨緩，中國“走出去”步伐加快，將成全球主要資本輸出國
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別進一步上升至1.6萬億美元和1.8萬億美元。但鑒于主要經濟體增長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確定性，以及美國及其他一些大國貨幣政策分化，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影響全球FDI流向。
總體而言，全球FDI短期內不會出現強勁增長，但中國可能是一個特例。未來幾年中國正面臨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新階段，通過深化“一帶一路”戰略帶動資源配置全球化拓展。據測算，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未來十年總投資規模有望達到1.6萬億美元，未來25年內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占對外投資比重達70%。
趨勢八：再工業化與新技術革命步入孕育期，將導致全球產業格局重組和重構
未來十年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正在啟動“再工業化”周期，“再工業化”的本質是產業升級和“歸核化”(即向設計、研發、標準等價值鏈高端抬升)。一方面，寬帶、智能網絡將繼續快速發展，超級計算、虛擬現實、網絡制造、網絡增值服務等產業快速興起。另一方面，集成電路將逐步進入“后摩爾時代”，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的興起也是信息技術應用模式的一場變革。受此影響，“工業4.0”和產業物聯網將對全球產業格局產生顛覆性重構。
此外，全球制造業出現“制造業服務化”新趨向：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70%”的現象，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務業占整個服務業比重的70%。國際制造業跨國巨頭都在推進制造服務化轉型，這意味著制造業服務化時代正在到來。
趨勢九：全球資源能源面臨新供給沖擊，初級礦產資源、基礎大宗商品需求將趨下降
全球資源能源領域的長期傳統格局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并出現三大新趨勢：需求增長的趨勢性放緩、新供給的結構性變化，以及消費增長重心轉移。
一、結構因素持續影響全球資源能源需求變化。《2035世界能源展望》預計，從2012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費將增長41%，年均增長1.5%。增速將從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僅有1.1%。
二、全球資源能源格局面臨“新供給沖擊”。當前全球產業結構趨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環保、高附加值制造業、生產服務性制造業以及能夠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術產業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將成為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初級礦產資源、基礎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會趨于減少。
三、資源能源消費重心“由西向東”轉移。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重心“由西向東”轉移，全球資源能源消費重心也隨之轉移。特別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對全球經濟和能源消費增長起到顯著推動作用。
趨勢十：未來全球仍須高度警惕財富分配失衡加劇風險
未來十年全球包括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會分配不公、財富分配失衡、新技術以及貨幣超發貶值致財富隱形再分配等因素導致的貧富差距惡化的風險。
第一、生產和國際化。
新技術革命，使世界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產業技術群和種類繁多的新產品，各國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各有優勢和劣勢。為了更快的發展自己，各國都必須揚長避短，在生產領域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協作，以達到節約本國社會勞動，獲得較好效益的目的。
目前，各國公路上奔馳的汽車、只公桌上的各種電子計數器、以及居民家中的諸多電器設備雖然標明美國、德國、日本制造，但其中很多部件是在他國生產的。如波間公司將要推出的下一種型號的客機，將在華盛頓和日本設計，在西雅圖組裝，尾部整流將來自加拿大，機尾部分產于意大利，發動機將由英國制造。
又如：日本生產的袖珍計算器，其微處理器芯片來自美國，外殼由印度生產，一部分零件從韓國采購，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或阿爾及利亞裝配，然后貼上“日本制造”的***，最后銷往世界各地。
再比如：全球聞名的“耐克”球鞋年產9000萬雙，每年都推出100多種新產品和新款式，但是，美國“耐克”公司7800多名職工只負責設計、選廠、監制和銷售，而生產卻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40多家工廠來完成。
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在《國家的任務》一書中說：“當美國人用1萬美元從通用汽車公司購買一輛龐蒂克勒曼庫汽車時，其中3000美元是支付給韓國裝配工人的，1750美元付給日本零件制造商，700美元是西德設計師的報酬，400美元是用來購買臺灣、新加坡的零部件，250美元付給英國的廣告商，余下不到4000美元才能供底特律的通用汽車公司以及紐約的銀行、保險公司分享。
第二、市場的國際化。
建立在新技術革命基礎上的現代經濟活動，不僅規模巨大，而且發展速度極快。由于一國國內的生產和消費、產品和市場、資金鐵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使得越來越我的企業沖破國家和地區的地域界限，在全球范圍內求得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尋找更廣闊的市場。值得注意的是，不但發達國家為了爭奪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角逐，而且發展中國家也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把外向型經濟作為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措施，這就使得各國對外貿易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多。
根據聯合國有關統計資料，世界各國出口總額占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1970年為11.4%、1980年為14.1%、1990年為16.2%預計到2000年將達到30%，一些石油輸出國和歐盟國家的外貿出口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50%。
不僅企業的生產銷售市場國際化，就連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