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戰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鄭和船隊下西洋顯然是從當時國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國家需要出發。鄭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績概括起來，主要包括4個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穩定東南亞國際秩序
鄭和下西洋前，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動蕩，主要表現在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當時東南亞兩個最大的國家爪哇、暹羅對外擴張，欺壓周邊一些國家，威脅滿剌加、蘇門答剌、占城、真臘，甚至在三佛齊，還有殺害明朝使臣的，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使團；再一個海盜猖獗，橫行東南亞、南亞海上，十分囂張，海上交通線得不到安全保障。這些不穩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極大影響了明朝的國際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和緩和各國之間矛盾，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從而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聯系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所以從明朝派遣鄭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實現和平的使命。
鄭和下西洋調解矛盾，平息沖突，消除隔閡，有利于周邊的穩定，維護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聲望。所以，可以看出鄭和的船隊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擴張，而是用于實現和平目的。在當時國際環境條件下，陳祖義幾千人，阿烈苦奈兒上萬人，沒有強大軍事實力做后盾，是難以實現和平的。
李約瑟評價：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不記前仇，慷慨大方，從不威脅他人的生存，雖然有恩人自居；他們全副武裝，卻從不征服異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懾倭寇，牽制蒙元勢力，維護國家安全
當時，威脅明朝安全的主要來自兩個方向：東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殘余勢力和西北的帖木兒帝國。中國倭寇最早出現在元朝末年，日本國內發生內戰，部分武士和浪人為了生存便到中國沿海搶劫，到明初朱元璋時期，非常猖獗。當時明朝剛剛建立，國內還不穩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內，國防上采取被動的防御戰略，在沿海省份設立衛所，在北方修長城和派兵屯邊。
朱棣時期，陸海兩方面對明朝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改變了被動防御戰略，主動出機，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并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制，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3、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
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國家實施這么大的戰略行動，它是多方面考慮的。在鄭和船隊下西洋過程中展開許多貿易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朝貢貿易。這種貿易是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基本形式，帶有封建宗主國的性質。它通過這種形式獲得這些小國對明朝宗主地位的認可，這是朝貢貿易的政治目的。當時各國都積極到中國來朝貢，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護，一方面得到的豐厚賞賜。據統計，永樂在位22年，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更有文萊、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國4個國家先后7位國王親自率團前來，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還有3位國王在訪問期間在中國病逝，他們遺囑要托葬中華。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種官方貿易。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它是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里國，中國船隊到達后，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面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后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價交換，具備了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三種民間貿易。這種貿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帶動下出現的。它不是通過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間自發性展開的。鄭和下西洋消滅海盜，維護了海上安全，開辟了航線，促進和刺激了民間貿易。據有學者研究，鄭和使團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帶一些中國貨物在沿途進行交換。東南亞百姓對中國絲綢、瓷器、工具非常喜歡，鄭和船隊一到都爭先恐后的劃船或到碼頭交易，有的還請官兵到當地的集市設攤交易。當時中國主要輸出的瓷器、絲綢、茶葉、漆器、金屬制品、銅錢等，中國換回的主要是珠寶、香料、藥材、珍奇動物等，當時中國從海外進口100斤胡椒，當地價值1兩，回到國內出售20兩，利潤豐厚。
鄭和下西洋進行的貿易活動有政治行為的貿易，也存在經濟行為的貿易。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不僅進行海外貿易，還傳播先進的中國的文化。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比較落后，非常向往中華文明。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還肩負了“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使命。鄭和出色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歷法和度量衡制度、農業技術、制造技術、建筑雕刻技術、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
現在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留下鄭和遺跡，表達了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4、開拓海洋事業，鋪平亞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占據著地球表面積70.8%，擁有著豐富的資源。自古以來，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空間，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與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盛衰休戚相關。我們的祖先早期創造了龍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紀初，鄭和大規模遠航活動，把中國古代的海洋事業推向發展高峰，對人類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開辟了亞非的洲際航線，為西方人的大航海鋪平了亞非航路。當葡萄牙的航海家達加馬沿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抵達東非海岸時，當地人就告述幾十年前中國人曾幾次來到這里。他們在阿拉伯領航員的幫助下，沿著鄭和船隊開辟的航線順利到達了印度。
二是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許多海洋科學數據。《鄭和航海圖》就是通過大量海洋調查繪制的。這種海洋考察活動比世界記載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國的“挑戰者”號進行海洋調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對航海區域進行了戰略布局。鄭和下西洋根據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識，在遼闊的海外選擇了占城、滿剌加、舊港、古里、忽魯莫斯等地作為海洋發展的重點區域，有利于擴大海外交通和貿易范圍。
鄭和下西洋在海洋事業上還有許多貢獻。鄭和的功績是輝煌的，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他從30多歲開始，前后28年獻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時，已經60歲了，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業，他毅然率領船隊出使，這次他再沒有回來，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時年62歲，永遠的長眠在他開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華英杰中，鄭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勝于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人們關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層面，恐怕是鄭和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
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著中華民族開放進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經略海洋和敢為天下先的優秀品德，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后人繼承和弘揚，推進人類的文明。
★ 關于鄭和下西洋幾個問題的爭議
緣起：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媒體上刊發了一系列文章，有些問題引起了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即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鄭和船隊是否發現了新大陸？鄭和下西洋是否“推動”明王朝走上閉關鎖國之路？
觀點：關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歸納起來主要有幾種觀點：一是“尋找建文帝”說；二是牽制之說；三是“收羅張士誠、方國珍水師余部”說；四是“彰顯國力”說；五是“招徠貢使”說；六是“開展海外貿易”說。這些說法雖各有支持其說成立的事實依據，從某一方面解釋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動因，但又都不能獨自全面地解釋鄭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或許只有把這些觀點綜合來看，才能得出一個較為全面的結論。
關于鄭和是否發現了新大陸的問題。英國退休潛艇指揮官、業余航海史學家加文·孟菲斯的《1421：中國發現了世界》一書在中國正式出版。在書中，他提出，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支環繞地球航行的隊伍，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了87年，比達伽馬早了92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了116年。論據是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搜查資料時發現的一幅日期注為1459年的投影圖，上面繪有非洲南部和好望角。當然還有其他文字論據。孟菲斯認為，中國人通過15世紀的一系列航海活動，繪制了大致正確的世界地圖，而西方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是在使用了15世紀、16世紀初繪制的世界地圖的前提下，由葡萄牙人完成了“發現新大陸”的壯舉。但國內大部分史學家堅持認為，在中國歷史中目前還沒有找到這樣的記載。根據明朝祝允明所撰《前聞記》記載：鄭和最遠到達了紅海和非洲東海岸，即今天的索馬里、肯尼亞等地。關于鄭和下西洋是否“推動”了明王朝走上閉關鎖國之路的問題。對此，有人認為，鄭和下西洋導致了中國的閉關鎖國。有人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恰當的。隨著鄭和多次大規模下西洋就出現了一種客觀效應，即啟示著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因此，鄭和下西洋沒有“推動”閉關鎖國，相反促進了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
這些年來，西方國家對鄭和航海的歷史意義越來越關注。在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五百年的時候，西方許多學者想起了鄭和航海。《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專文探討鄭和航海，再次提出問題：如果中國持續發展了鄭和時代的開放政策和航海探險，那么，今天的世界將會是什么樣子？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評論：當年中國統治者沒有根據鄭和海洋思想和實踐繼續推進中國的海洋事業，沒有將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轉變為商業化、外交化的貿易和知識國家，留下了蝸居、孤立狀態的歷史遺憾，然而現在中國的發展完全有可能彌補這個缺陷。
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實再一次鮮明地告訴我們：時代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影響將日益重要。開放與包容、銳意探索與和平奮斗，鑄造了民族的國運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閉、夜郎自大，則會斷送民族的生機。而中華文化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將是世界文化領域中的一員主干將，對傳播世界先進文化，加強世界范圍內文化的交流都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副部長馬袖強在吉隆坡說，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證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不是威脅，而是可以促進其他國家發展的正面契機。自 1974年馬來西亞率先在東盟國家中與中國建交以來，馬中雙邊經貿關系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現已成為馬重要的貿易出口國，這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
鄭和長期被誤解忽視
長期以來，鄭和下西洋的意義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鄭和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影響不大；相較于西方航海家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人事跡的廣為流傳，鄭和更偉大的7次遠航，也未得到民間的足夠認識。
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博士認為，應該將鄭和研究放到更宏觀的角度考慮，特別是與西方航海史著作系統的比較研究。目前，鄭和研究仍有許多問題沒有定論。對于外國專家認為鄭和下西洋是軍事遠征，吳志良說，船隊的2.7萬多人大多是官兵，但基本是為了保護船隊的安全，“為了和平而動武”不同于“為了征服而動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