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經鑒定屬于尖頭尖底船型，采用以減緩搖擺的舭龍骨技術，這項技術比世界各國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時期明州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據《開慶四明志》統計。當時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兩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見明州的造船實力之雄厚。
三、泉州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正式開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間，泉州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間，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萬緡，至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間的收入就達到98萬緡，接近廣州港一年的收入。
南宋中期，泉州港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或地區為31個，而到了理宗寶慶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國家或地區，此時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經趕上廣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對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專門撥出25萬緡給泉州市舶司作為“抽買乳香的本錢”，以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對外貿易額已經超過廣州。
泉州港的造船業起步對明州港而言是較晚。北宋天禧末年時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國11處造船廠所年產量排行榜，當時11處造船場包括廣州、明州、杭州、溫州、虔州、吉州、揚州、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嘉州等。當時泉州港的造船年產量還不及嘉州港（今樂山）45艘的數量。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但仍然復令明州港裝飾，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間，泉州港的造船業才有一定的發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監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當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閩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紹興和淳熙年間，泉州港逐步發展成為宋朝制造戰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戰船，經水師校試，“惟晉江縣舡可用”。
同時泉州私營造船業相當發達。據記載，紹興初年，宋朝廷下詔福建造船，其建議以度牒方式買商船200艘，“可省緡錢二十萬”。可見泉州造船業已有相當的規模，至元朝時期，泉州港的造船業達到鼎盛階段。
四、登州港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對朝鮮半島、日本的重要貿易港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麗傳》記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書丞陳靖、劉武二人出使高麗便從登州港出發的。
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貿地位遠遠高于廣州、泉州、明州和揚州。后來由于日本推行鎖國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擾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完全擺脫逐島航行的辦法，從而使北宋與高麗國通過登州港的貿易往來時斷時續，登州的經濟出現極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趨下降。
到公元1041年，宋朝廷對登州港進行封鎖，禁止南方的海船進入登州港。北宋中葉以后，遼、金連年侵犯宋朝，戰爭頻繁，海疆不寧，經濟重心因之南移。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橋鎮設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專門負責山東半島及臨近口岸與高麗、日本等國的貿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等港。京東、河北、河東等路也可以通過密州板橋鎮輸出商品，南方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線。這樣，登州港逐漸衰落，為密州板橋鎮所代替。
大宋朝是我國海運發展最快王朝，其中尤其對造船技術和港口的設置尤為重要，而宋朝年間的造船業有兩個最為發達的港口。宋朝在公元971年和978年分別在廣州和杭州設立的市舶司機構，最出名的兩個港口是廣州港和明州崗。
一、廣州港廣州港作為宋朝第一個對外貿易港口，是由朝廷直接管理，建立了完善的貿易制度，廣州港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史飛速，廣州港的造船業也極為發達，所造的船舶可容納數百人，船只的數量也是在全國排名第一的。廣州港制造的船舶以外形高大壯麗為主，南宋時期就可達到承載量1000噸，槳和船擼的配比達到二十多個，桅帆高達四層之高。廣州港當時在宋朝的主要工作一是承接各地前往大宋的貿易往來交易，二就是對國內所使用的民用船只建造及國家所用的航海船舶制造。
二、明州崗咸平二年，宋真宗批準在杭州地區設置明州崗，并將其設立為與廣州港同等地位的朝廷簽證派發處。其中，在船舶分建造上宋朝將此兩個港口設立為指定造船廠，其他地區均不可設造船的廠址。明州崗在元祐五年及徽宗年間 ，一度在船只的年產量上達到600艘，同時，明州崗也是北宋打造專門派遣出國的海船制造點，南宋時期明州崗在造船技術上已經達到了世界頂尖級水平，其中民用船數量在7916艘，以船只的大小來看，一丈以下的船只數量突破六千大關，兩丈以上的船只數量也達到兩千余艘。
宋朝時期在海運船舶制造上是有很大的建樹的，以上兩個港口是當時宋朝船舶業發展高峰時的最好見證。盡管在此之后又相繼出現了其他港口，可這兩個港口的意義對于大宋朝是尤為特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