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不但可以搞貿易，還可以就地生產，成為制造商，享受各種優惠政策，賺取更大的利潤。這些外商由此心存感激，在武則天造天樞于定鼎門時紛紛捐錢。這些捐資者的名字，被一一鐫刻在石碑上，至今猶存。
這其實是唐代的招商引資方式，而且規模很大，其經濟運作方式非常靈活——采訪結束前，兩位專家對記者說：眼下在洛陽召開的第二屆豫商大會很有意義，可借這次大會東風，重振豫商雄風，可聯合絲綢之路上各國各城市，再建一個新絲路外貿專線，可與沿線有價值的城市結為友好城市，共同發展經濟和文化，再創輝煌。
平定突厥，外貿交易，宗教傳播。
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并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成為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后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并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于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并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交道口舞神
[學長] 唐朝的對外關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其原因
(1)政治清明促進經濟文化繁榮
(2)比較開放的對外政策有利于交往
(3)對外交通的發達為交往提供了條件
唐代中國的經濟更是飛速發展，開元、天寶年間經濟達到了頂峰。當然在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唐朝的政治、文化、對外關系、科學教育等等也遙遙領先于世界的最前端，這使得世界經濟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大唐。由此，唐朝的經濟對于當時的世界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統一多民族繁榮的封建國家，唐太宗在政治機構的建設、“唐律”修訂、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制定還有學校與科舉方面都做的全面詳盡的改革和創新，在唐太宗在位期間（626年—649年），政治比較清明，社會較為安定，經濟較快發展，史稱“貞觀之治”。與此相似的是武則天的武周統治，唐玄宗的“開元之治”。經過一百年的恢復和發展，唐朝的社會經濟在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達到高峰，呈現出繁榮局面。農業、手工業、礦業、商業都有了古之少見的繁榮發展。
社會經濟的繁榮、文化高度發展、國力強盛的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處于世界的先導地位。亞、非地區許多國家的使節、商賈、學者、藝術家、僧侶等，不斷來到唐朝訪問、求學和貿易。唐朝派往國外的使臣、僧侶以及到外國經商的商人也不絕于途。那時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國家，主要有70多個。唐朝的對外交通很發達，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北路可達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達尼泊爾和印度；往東可到朝鮮半島。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條路；到達南亞諸國如蘇門答臘、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和印度等國家是從廣州經越南海岸；到西亞的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出發，經東南亞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灣沿海各國。在唐代，還初步開辟了到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這些事實說明，唐朝在當時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望，是世界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擴展資料：
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