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民開發山區、邊區，促進了湖廣區經濟地位的提升；朝貢貿易衰落，沿海勢豪、商人以至亡賴“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貿易興起。政治的腐敗與經濟的發展形成新的沖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現了反傳統的呼號。王陽明創立的“心學”，很快風靡學林，“厭常喜新”蔚為風尚。
明嘉靖與萬歷(1522—1620)年間，明朝政治衰象顯現，帝王腐化，首輔柄政與宦官專權交錯更迭，朝臣中朋黨樹立；賦役紊亂，財政匱乏，邊疆、海疆頻頻告急。除了歷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脅外，又加上東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義者的挑戰。與王朝的沒落相反，封建統治的衰敗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間社會突破原有的統治格局和自主經濟的進步提供了某種良好的環境，社會經濟向商品經濟傾斜發展，農業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都和市場發生更密切的聯系，契約租佃關系發展，定額地租普遍，地權分化激烈，產生永佃權和“一田二主”。手工業區域分工與專業化有所發展，流通市場擴大，區域性商人集團活躍，工商業市鎮在江南等先進經濟區域興起，鄉村手工業和市鎮手工業都有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和沖突開始，中國的海寇、海商與葡萄牙、荷蘭海盜商人角逐于東西洋上。月港——呂宋——美洲間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國與海外市場的聯系更加密切。中國海外貿易順差帶來大量白銀貨幣(西班牙銀元)進口，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一定的沖擊。市鎮居民開始顯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費形成風氣。重利忘義，恃強凌弱，貧富貴賤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現混亂甚至顛倒。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以情反理”、沖擊傳統的浪潮，一向為人們所輕視的商賈、庶人、優伶等起而搖鐸講學，鼓吹藐視禮法、追求個人情性、及時行樂等異端學說紛陳，科學巨著與通俗文藝并相爭妍。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顯露出新舊沖突變動的征兆。總之，以農村經濟的新變化為背景，國內外貿易的繁榮，城鎮經濟的發達，商品貨幣流通的拓展，社會行業及其分工的擴大，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及其經營方式的變化，社會經濟走上了以往各個歷史時期都未曾出現過的帶有某種“近代以前的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從而引發了社會習尚乃至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系列變化，這就是明嘉靖、萬歷時期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特征。
到了明天啟與崇禎(1621—1644)年間，明朝統治走向窮途末路。黨爭激烈，宦官魏忠賢專權，加劇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滿族貴族在東北建立“后金”(后改稱“大清”)政權，并南下爭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臺灣。為對付內憂外患，明朝統治者消耗了國力，進而向民間殘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災猶如雪上加霜，南北農民紛紛揭竿而起。明廷招架無力，節節敗退，最終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所推翻。在大動蕩、大分化與大組合的過程中，新興的滿族貴族戰勝了農民軍，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勢力和以鄭成功為代表的海上勢力也在抗爭中失敗。社會經濟積累在內亂中消耗殆盡，新舊交替的沖突為一場改朝換代的歷史變故所取代。
從比較世界史的立場來觀察，明初中國封建王朝國力的鼎盛時期正是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西方透露出的資本主義曙光與明中葉以降中國社會新舊交替的沖動幾乎同時。西方的興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國的明清之際。西方文明趕上東方文明，中國從先進到滯后，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發生的。
客觀地說，明代特別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有發展、有遲滯。西方興起所出現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類似表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于西歐各國”[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其他新因素，盡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但卻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工業化”(近代工業化前的工業化)，是傳統體制內的變遷。明代后期，經濟作物的推廣，商品性農業的成長，家庭手工業從為本地市場轉變到為外地以至國外市場提供產品，商人資本向手工業滲透，在生產力進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產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長。這就是“原始工業化”的開始。作為“原始工業化”的成果，中國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中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優勢。而大量中國手工商品的輸出，還為西方的興起準備了條件。當時的南中國，確有一股“海洋商業文化”的氣派。
從“西化”的標準來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內的“原始工業化”和以后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論者往往夸大明朝統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礙作用。實際上，民間私人海上貿易正是突破統治者厲行的海禁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原始工業化”正好與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從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角度，而是從社會實際生活的角度看問題，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應該是更為開放的。中國人私人出海貿易，外國人私人來華貿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卻已成氣候，屢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鄭成功的海上勢力操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海洋貿易的牛耳，收復臺灣與頂住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的東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明朝海禁政策對“原始工業化”的進程有影響，但絕非決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貿易作為西方興起的決定性因素，從而把資本主義文化概括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學者看來，也屬偏頗之論。那種把中華傳統文化說成是農業文化，否認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國在近代的落伍歸咎于傳統文化，都是錯誤的。實際上，明代中后期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極富社會經濟多元化色彩的雛形。
那么，明代中葉以后開始的“原始工業化”為什么沒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從根本上說，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結構的影響和制約密切相關。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它包容多種生態環境、歷史發展背景、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與區域于一體，互為補充、互為牽制，有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適應性和彈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較靈活地改變自己的表層結構以適應各種變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種變化，保持深層結構的不變。這樣，新的社會經濟因素往往成長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傳統最終被導向補強、完善傳統[2]。在這一社會結構內進行的“原始工業化”，如果不被中斷的話，本來有可能自行發展為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后期傳統社會結構的化解力相當強大，致使這一過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變發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缺失，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均不能給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因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反觀同時期的歐洲殖民主義者，他們的海外活動則基本上得到本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而明末的中國海商集團們，一方面要與外國勢力爭奪東方的海上貿易權益；另一方面，又要抵御來自本國政府的壓迫與追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經濟新因素發展的艱難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種趨勢。
從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來說，它缺乏社會環境條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統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續而普遍的特大災害的襲擊，大規模的內戰和動亂，造成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原始工業化”所必需的環境條件遽然改變，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文化意識的保守堅韌性，無法從社會制度的層面保障新生的社會經濟因素的成長。于是，明代中后期所出現的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殘和間接摧殘之下逐漸喪失。明朝滅亡，鄭成功海上勢力的消失，這一進程也就隨之中斷了。與西方的興起相比較，頗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變遷既透露了中國歷史前進的生機，又給后人留下扼腕嘆息的遺憾。重溫和借鑒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變遷及其新因素發展進程的中斷，固然令人扼腕嘆息，然而我們還不能不樂觀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與滋長了人們對于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模式的重新審視，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對于當時思想文化與民間社會習尚所產生的沖擊，已經在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培植和滋長了容納多元經濟成分特別是商品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相輔相成的價值觀念。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明代社會經濟史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對于這一價值觀念的重視。實際上，一種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種社會的經濟生產模式更新，更具有歷史的長遠意義。因為當這種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適應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相為匹配，價值觀念將很快地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功能，為社會經濟的轉型起到極為強勁的推動作用。入清以來，中國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更趨保守，雖然說曾經在清代中期興起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高峰，但是從社會經濟的結構格局來觀察，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并未對明代中后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有絲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會經濟也必然難于尋找到更為有效的發展途徑，它的逐漸衰敗也是必然的。近代以來，中國歷經苦難，明代中后期所滋長的這種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依然無法得到正常的發揮。盡管如此，我們從這數百年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中還是不難看出，中國人對于多元經濟特別是商品市場經濟的追尋與實踐，從未間斷過。一直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為多元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有益的條件，中國潛在的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釋放。正因如此，我們在探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變歷程的時候，千萬不能再度忽視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別是明代中后期滋長起來的多元經濟價值觀念的作用。否則，任何一種經濟政策的推行，如果無法得到社會普遍價值觀念的呼應，那么，這種政策的實施勢必是步履艱難的。
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四十年中，英國共走私運入中國四十多萬箱鴉片，從中國掠奪去約三、四億銀元。造成國內銀元枯竭，銀價上漲一倍以上，工商停滯，國窮民困。當時吸食的人越來越多。不僅貴族官僚、地主豪紳、商人學士吸，到后來連農工兵役也抽起鴉片。到一八三八年，全國抽鴉片煙的人達二百多萬。一些堅決主張禁煙的愛國志士痛心地指出：“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對此，清政府不得不考慮處置的辦法了。
正義的禁煙斗爭
圍繞著禁煙問題，清朝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激烈爭論。一派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為代表的禁煙派，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主張“重治吸食”、“法當從嚴”，堅決禁絕；在鴉片戰爭爆發后，主張堅決抵抗，又叫抵抗派。另一派以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和直隸總督琦善為代表的弛禁派，始則反對峻法嚴刑，主張取消禁煙令；后又反對抵抗，力主投降，又稱投降派。抵抗派的立足點，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王朝的利益，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主張消滅煙毒，抗擊侵略，在這一點上是有遠見的，是和人民的愿望與利益一致的。一八三八年十月，林則徐上書道光皇帝，說鴉片為害極大，非嚴禁不可。他在奏折中大聲疾呼，如果再馬虎下去，只怕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道光皇帝知道，兵、餉是他維持統治的命根子，威脅到命根子當然不行，因而決定禁煙。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一八一一年考中進士進入官場，先后在浙江、江蘇、陜西、湖北等省任地方官，還在河南督修過堤工，比較了解社會的情況和民間的疾苦，是一個立志改革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一八三九年一月八日，他奉命離開北京，前往廣州。臨行前，他向朋友們表示：“禍福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決心清除鴉片禍害。三月十日，林則徐一到廣州，立即開展禁煙運動。原來對禁煙不太積極的兩廣總督鄧廷楨，在形勢推動下，也轉變為禁煙派中的積極人物。他向林則徐表示，一定要“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林則徐在廣州不斷和官員會見，交換禁煙意見，召集書院學生數百人，要他們開列販毒地點和毒販子的姓名。他還化裝成百姓，到船家、漁戶和一般群眾中去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