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的主指是絕對優勢理論，指各國在生產同樣產品時，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差異所導致的各國之間生產優勢的不同，因此各國應專門生產本國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品。
亞當·斯密是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創始者。在其代表著作《國富論》中，他提出了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的理論。在對其理論的論述中，斯密首先分析了分工的利益。在他看來，適用于一國內部的不同職業之間、不同工種之間的分工原則，也適用于各國之間。他認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其適宜于生產的某些特定的產品的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彼此進行交換，則對所有交換國家都有利。
絕對成本學說這一學說從勞動分工原理出發，在人類認識史上第一次論證了貿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義者認為國際貿易只是對單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這種貿易分工互利的雙贏思想，到現代也沒有過時，將來也不會過時。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雙贏理念仍然是當代各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貿易的指導思想。
成本=機會成本=經濟成本，邊際機會成本=邊際成本。
一. 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概述
（一）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內容
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A．漢密爾頓提出的，一種對某些特定的產業采取過渡性的保護、扶植措施的理論，是國際貿易中貿易保護主義的基本理論。其基本內容是：某個國家的一個新興產業，當其還處于最適度規模的初創時期時，可能經不起外國的競爭。如果通過對該產業采取適當的保護政策，提高其競爭能力，將來可以具有比較優勢，能夠出口并對國民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就應采取過渡性的保護、扶植政策。主要運用關稅保護之類手段來實現。
（二）幼稚產業的界定
認識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必須對幼稚產業有一個清晰的界定。這里指的幼稚產業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該產業是該國尚未發展成熟的新興產業。它暫時還沒有能力同國外較發達的同類產業競爭。且該產業具有發展潛力。
第二，該產業具有較大的產業關聯度。即該產業和國內很多相關產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對這些產業的發展有正的外部效應。這一特征為幼稚產業的保護提供了必要性。
第三，該產業在現階段缺乏推動其發展的資金實力。
在此還需要特別說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指通過一系列政策制定使其免于國外同類產業的激烈競爭，同時為其發展提供各種優惠條件，為其營造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
二．中國幼稚產業保護現狀
根據幼稚產業理論的界定，在我國幼稚產業一般表現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汽車、計算機、通訊設備等。因為資金和技術的缺乏，以及以往惡劣的外部環境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總體經濟環境惡劣，物資缺乏，國內生產企業一方面不能滿足正常的物資需求，同時也因為供給不足而滋生走私現象嚴重，對國內生產企業沖擊嚴重。因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府對國內幼稚生產企業采取了扶植政策。
截止到2008年，改革開放進程已進行了30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新世紀，我國已經成為出口大國、制造大國、“世界工廠”。中國國內幼稚產業也逐漸形成自身的競爭力，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
1978年，中國國內還不具有生產計算機的能力，只能依賴進口。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的人力資源開始吸引國外計算機生產企業在華設廠，同時本土也開始出現生產企業，開始形成產業規模。進入21世紀，經過20年的發展，國內電腦生產業已占世界近一半的份額。2008年，我國規模以上計算機行業實現銷售收入17134億元，同比增長7.3%，規模繼續在世界保持前列，計算機產量占全球比重超過四成，成為制造大國。同時2008年全行業共出口臺式計算機768.2萬臺，也是重要的出口大國。
同樣對于身為幼稚產業的國內通訊業和汽車制造業來說，經過30年的發展，同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78年以前，屬于中國通信業發展的探索階段，產業的發展正處在萌芽期。郵政則是主要的傳遞信息方式，而電話的普及率則較低，電訊事業發展緩慢。20世紀末，中國的電訊事業發展飛速，城鎮電話普及率達到90%以上，新科技產品手機也開始進入普通家庭用戶。進入21世紀，中國電訊事業進入迅速膨脹期。現今，我國電信網絡和用戶規模位居世界第一位，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位居世界前列，成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先導產業。
中國的汽車產業作為國內幼稚產業典型代表，在改革開放30年期間的發展歷程，具有代表性。改革開放以來，汽車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1980-1990年，汽車產量增長1.3倍；1990-2000年，汽車產量增長3倍。預計2000-2010年汽車產量將增長4倍以上，2010年中國汽車總產量將超過1000萬輛。汽車工業發展在近兩個十年呈明顯加快的趨勢。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以后，中國汽車產業不但沒有受到進口汽車的嚴重沖擊，反而出現爆發性增長。
通過以上對汽車、計算機、通訊設備等行業的分析，可以發現；三十年來，國內幼稚產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較強的競爭力。對于一些制造行業，例如電子制造業等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供給者。這些幼稚行業之所以能取得驕人的成就，與政府所采用的的扶植政策密不可分，因而對于改革開放期間扶植政策的分析，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三．對于改革開放期間幼稚產業保護措施的分析
根據政府實行的幼稚產業保護措施，可以將改革開放進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1978年開放開始到1992年我國大規模削減關稅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可以從1992年到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止，最后，第三階段指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現今。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實力成為位居世界第三經濟大國，綜合國力大符度上升。因此對“中國模式”的分析不僅是對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總結，而且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鑒作用。
（一）第一階段的幼稚產業保護措施分析
第一階段時期中國由于沒有加入關貿總協定，無需承擔削減關稅的義務。且關稅具有直接保護的作用，因而成為政府的首選。即通過高額的關稅來阻止外國工業品進入國內市場，繼而減少對國內企業的沖擊，從而起到保護作用。
1992年以前，我國國內通訊、汽車、電子制造等行業處于起步階段，實力弱小，無力同國外競爭，政府被迫實行了保護扶植政策。關稅具有顯著的阻礙作用，因而成為主要手段。我國關稅水平一直居高不下，高關稅提高了進口商品在我國市場的價格，限制了進口商品的數量，從而對我國國內企業的產品，尤其是國內的幼稚產業進行了較好的保護，并且抑制了國內的高消費傾向和通貨膨脹等傾向。
但是因為關稅對于貿易具有極強的阻礙作用，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首先，高關稅為國內產業提供了保護傘，使其喪失了前進動力，喪失進行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的意愿，違背了保護的初衷；另一方面，因為關稅率過高不但不利于我國與世界的接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助長走私活動，不利于我國關稅制度的推行以及社會的安定。
（二） 第二階段的幼稚產業保護措施分析
第二階段時期，我國的幼稚產業扶植政策的特點是仍以關稅為主，但是新的扶植手段補貼和配額制度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保護關稅相比，進口配額有著獨特的優勢，它顯得更為簡潔和有效。當某項商品的國內需求激增，價格迅速升高時，保護關稅的保護作用就會相應的減弱，而此時進口配額卻會有比較好的作用。因而我國在保護汽車、紡織、農業、資源等行業時，將進口配額的發放行作為保護關稅的輔助手段來對待。中國的進口配額政策自從改革開放開始實行，為幼稚產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九十年代初，國內的汽車、紡織、農業、資源等產業因為競爭力弱，急需政策保護。但同時因為關稅稅率的敏感性，隨意提高關稅水平容易招致其他國家的貿易報復，因而配額制在對我國幼稚產業的發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同時，尤為其迎接市場開放后激烈的國際競爭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使其能夠借此壯大自己的實力，提高整體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再者，因為配額的限制，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同直接在國內建廠或聯合建廠相比，較低的生產成本吸引了個大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客觀上為國內產業技術上跟新換代、吸引資金上提供了便利。
我國的補貼政策則是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規則來指定的，以我國的農業補貼為例。1995年生效的WTO《農業協定》，是我國農業補貼立法的根本依據，也是規范有關WTO農業補貼行為的法律準則。根據WTO《農業協定》的規定，WTO規則框架下的農業補貼，主要包括國內支持和出口補貼兩部分。
（三） 第三階段的幼稚產業保護措施分析
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同時，也標志著我國開始像自由貿易轉變，關稅，補貼，配額等政策被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取消。我國在此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將幼稚產業平穩的從保護政策時期過渡到自由貿易政策時期，避免出現重大的經濟波動。使資源自由流通，實行自由貿易。
該階段的各項保護措施是為國內產業提供暫時的緩沖期，避免經濟的硬著陸，因此無論是關稅、配額、還是補貼，現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逐年減少，保護效用逐漸減弱，直至消失。關稅方面中國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承諾，關稅的算術平均水平已從1992年的43.2%，降低到2005年的10.4%。而對于配額方面來說，我國則在2005年取消了所有進口配額。而直到現今，我國已基本取消了所有的保護政策和開放了所有承諾開放的市場，并且國內產業并沒有受到太明顯的沖擊，仍以汽車行業為例。
來自于汽車行業的報告顯示，2005年一季度的進口車市并沒有給中國汽車工業帶來明顯的沖擊。而在2006年來自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也顯示并沒有預想的“慘狀”，相反今年1月份中國本土汽車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28.7%，首次超越了日系汽車、歐系汽車、美系汽車和韓系汽車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因而可以看出我國所保護的幼稚產業在進口配額政策的扶持下，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力，達到了預想的目標。
四. 新時期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展望
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至今，經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30年間，中國經濟實現了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4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與此同時，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也有明顯上升。隨著經濟實力飛速發展，使得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不斷上升，形成了一種“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模式，被世界上許多國家所借鑒和采用。
“中國模式”得以成功，與政府實行的國內產業扶植政策密不可分。但同時因為扶植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如：走私活動泛濫，沖擊了市場秩序；保護措施形成了國內壟斷導致資源錯誤配置，資金大量浪費，企業組織結構和產業結構嚴重不合理；國內企業沒有競爭壓力，缺乏改進技術，改善管理的積極性，客觀上阻礙了幼稚產業的成長，違背了保護政策的初衷。
因而在新時期，針對我國現有國情，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求保護我國幼稚產業的新思路。
（一） 完善貿易立法，以強化保護和扶持幼稚產業的政策規范性和嚴肅性
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律保護在貿易保護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世界上的貿易大國紛紛制定有利于本國的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