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電，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今日介紹2018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情況：今年以來，截至目前，世界經濟持續復蘇，國內經濟平穩運行，推動我國外貿進出口較快增長。據海關統計，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4.12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長7.9%。其中，出口7.51萬億元，增長4.9%；進口6.61萬億元，增長11.5%；貿易順差9013.2億元，收窄26.7%。
具體情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一般貿易進出口快速增長，貿易結構進一步優化。上半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8.33萬億元，增長12.2%，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59%，比去年同期提升2.3個百分點。
二是對前三大貿易伙伴進出口保持增長。上半年，我國對歐盟、美國和東盟進出口分別增長5.3%、5.2%和11%，三者合計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41%。同期，我國對中東歐16國進出口增長14.7%，高出全國整體增速6.8個百分點。
三是民營企業進出口比重繼續提升，內生動力不斷增強。上半年，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5.52萬億元，增長11.2%，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39.1%，比去年同期提升1.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3.57萬億元，增長7.6%，占出口總值的47.5%，繼續保持出口份額居首的地位；進口1.95萬億元，增長18.4%。
四是中西部、東北進出口增速高于全國整體，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上半年，西部12省市外貿增速為17.8%，超過全國增速9.9個百分點；中部6省市外貿增速為13.2%，超過全國增速5.3個百分點；東北三省外貿增速為8.8%，超過全國增速0.9個百分點；東部10省市外貿增速為6.7%。
五是機電產品出口保持增長，出口提質增效穩步推進。上半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4.4萬億元，增長7%，占我國出口總值的58.6%。其中，電器及電子產品出口增長8%，機械設備出口增長9%。同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1.41萬億元，下降4.1%，占出口總值的18.7%。
六是原油、天然氣、水海產品等商品進口量增加，擴大進口政策效應持續顯現。上半年，我國進口原油2.25億噸，增加5.8%；天然氣4208萬噸，增加35.4%；成品油1649萬噸，增加9.7%；銅260萬噸，增加16.3%。同期，水海產品進口量增加12.4%；化妝品增加1倍；醫藥品增加8%。
黃頌平表示，總的來看，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穩中有進，結構進一步優化，動力轉換有所加快，質量效益穩步提高。但國際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提升，未來我國外貿進出口平穩運行將面臨一些挑戰。海關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進一步落實擴大改革開放舉措，全面推進機構改革及各項業務改革落地生根，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保持外貿持續穩定增長作出積極貢獻。
依次為：蒙古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阿富汗共和國、巴基斯坦共和國、印度共和國
烏魯木齊海關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新疆今年前三個月外貿進出口總值達34
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90
4%
其中,中國新疆第一大貿易伙伴哈薩克斯坦在這一季度同新疆的貿易繼續領先
2008年1月至11月，新疆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66
7%，提前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
12月25日，受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委托，市人大常委會組織自治區十一屆人大代表集中視察
在自治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視察時，該廳相關負責人介紹，由于具有比較優勢的中國商品對緩解新疆周邊國家通脹壓力有利好一面，前11個月周邊國家與新疆的進出口貿易仍保持較快增長
1月至11月全疆對外貿易實現進出口總值205
2億美元，同比增長66
7%，列全國第11位
</p>
中國的貿易國家:
美國 日本 歐盟；歐盟中先是：德國 英國 法國 意大利；俄羅斯 韓國 澳大利亞 巴西
中國主要出口產品：
出口：機電產品出口，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鞋類出口；家具出口；塑料制品出口。
進口：初級產品占進口總值的32%，進口工業制品占進口總值的68%；
最大的是歐盟
依次排列國家和地區
歐盟，美國 ，東盟，日本，香港，韓國，臺灣，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
東盟跟歐盟現在就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
自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18年恰好40年，回望中國改革開放走過的道路需要審視的問題很多，其中對外貿易是個非常重要的論題。
中國對外貿易40年來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怎樣看待這些成就？40年的外貿發展對中國經濟和體制產生了怎樣的效應？過去40年的貿易政策演進走了一條什么樣的軌跡？40年后的今天，中國外貿發展必須面對的約束條件以及下一步選擇的方向何在？
中國外貿：40年發展的成就
分析中國對外貿易40年的發展成就應從兩個背景切入。
第一個背景是后發型大國。作為后發型大國，中國經濟與外貿應該與哪些國家去比較？答案無疑是美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上瞄準的第一目標當然是美國，但日本在經濟趕超與貿易擴張方面則有很強的參照性。
若以美國為目標，比較中日兩國經濟總量與貿易總額的趕超（見圖1）至少可以發現兩點：
一是中國的GDP趕超雖然很快但略遜色于日本。公認的戰后日本經濟再起飛時間是1955年，該年日本GDP只相當于美國的2%，外貿相當于美國的16%，而1980年其GDP和外貿總額則分別上升到相當于美國的32%和54%。中國在1980年前后經濟再起飛，該年中國GDP和外貿分別相當于美國的7%和6%，2005年中國這兩個數據分別相當于美國的18%和36%。
由此可見，25年間日本GDP和外貿分別追趕了美國14個百分點和38個百分點，同期中國GDP和外貿分別追趕了11個百分點和30個百分點，均比日本慢。
若以40年時間維度來比較，日本在1955～1995年的40年間GDP追趕了美國69個百分點（從2%上升到71%），貿易規模追趕了美國46個百分點（從16%上升到52%）。中國在1978～2017年的39年間GDP追趕了美國56個百分點（從7%上升到63%），同期外貿總額追趕99個百分點。
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在GDP追趕方面比日本遜色得多，但在外貿追趕方面比日本超前很多。
第二個背景是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2017年世界銀行研究報告顯示，2000年全球價值鏈由兩個彼此稍有分立的網絡構成，分別位于歐洲和亞太。其中亞太的價值鏈組合與轉換核心是美國，歐洲的核心是德國。所謂價值鏈組合與轉換核心就是從多國進口中間產品，再進行加工組裝后出口。中國位于亞太價值鏈的邊緣，通過中國臺灣和韓國擠進了全球價值鏈。
但到了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后的第5年，中國已經作為東亞價值鏈的組合核心初露頭角。在這期間亞太價值鏈網絡分化，形成了東亞價值鏈網絡，中國位于這個網絡的核心地位。這樣，全球三大價值鏈網絡與3個核心的格局初露端倪。其中，德國是歐洲價值鏈的組合核心，美國是北美價值鏈的核心，中國則成為東亞價值鏈的核心（見圖2A和圖2B）。
2011年，中國在外國價值利用與組合規模上超越了美國和德國，成為全球GVC三大核心之首。如圖2C所示，2011年亞太地區形成了美國和中國兩個價值鏈組合核心并存的格局，但德國在歐洲卻穩穩地占據著核心地位。到了2015年，中美在亞太價值鏈中出現分庭抗禮的情況，把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核心連接的國家要比美國多（見圖2C）。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釋中美貿易摩擦的緣由。
可見，中國對外貿易40年最值得關注的成就是中國相對于日本趕超美國的規模變化，以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迅速上升。
中國外貿：40年擴張的效應
在40年中國對外貿易擴張效應中最值得強調的3個效應分別是：經濟增長效應，外貿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制度改革效應，外貿倒逼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也造成了一種倒逼的力量和機制；重要行業的激發效應，因為很多行業是從貿易發端的。
1.經濟增長效應
研究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有兩個線索難以回避。
一是需求方面“三駕馬車”中的貿易貢獻率。外貿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呈現3個階段：1994年匯率并軌以前的震蕩階段，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忽高忽低；1994～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相對穩定階段；2008年之后外貿貢獻率呈現下降態勢的階段（見圖3），進出口差額的變化也反映了這樣的態勢。
1978～2017年40年間，外貿順差30年，逆差10年，累計順差4萬多億美元。可見凈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明顯。
另一個線索是作為發展中國家背景的外匯缺口，即國際收支變化對于經濟穩定增長的效應。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多年間，中國一直承受著嚴重的兩缺口約束，即錢納里教授提出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其中外匯缺口大小可以用特里芬（Triffin，1960）的外匯儲備與進口外匯需求比作為參照。他認為一個國家適度的外匯儲備最少應能支撐3個月的進口外匯需求。
回看中國過往40年的數據，按照這個比率的變化可以分為4個較為明確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為外匯缺口較為嚴重的階段。這期間外匯與進口月份比最低為1個月不到（0.78個月），最高不超過5個月，平均不到四個半月。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4年匯率并軌到2001年加入WTO期間，可以稱作突破外匯缺口的階段。這期間外匯儲備與進口月份比從2.45個月迅速增加到10個月左右，最高的時候達到12.4個月。
第三個階段是2001～2008年，為外儲快速增長的時段。2001年大約可以支撐11個月的進口，到2008年時可以支撐28.6個月的進口。
2009年迄今為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外匯儲備流失風險增加，外匯儲備與進口月份比下降。
在上述4個階段內，外貿對于外匯儲備的影響巨大，且越到后期外貿順差對于外匯儲備的影響越大。外貿再加上引進外資合力幫助中國突破了外匯缺口。由于有了充裕的外匯儲備，從而穩定了人民幣匯率。匯率的穩定是經濟增長穩定的前提，故而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間接貢獻。
2.制度改革效應
回望40年體制改革史可以看出，中國在許多領域的制度改革往往由外貿行業開始。1979年中央正式批準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當時主要考慮出口創匯，故而最初提出開辦“出口特區”，1980年才改為經濟特區；1984年5月開放14個沿海城市也是從促進外貿出口著眼的。
由此不難看出，為了突破外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