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張騫出使西域
漢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張騫應募任使者，于長安出發，經匈奴，被俘，被困十年，后逃脫。西行至大宛，經康居，抵達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
在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依傍南山，企圖避免被匈奴發現，但仍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匈奴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張騫在西域有威信，后來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于諸國。
2、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只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
3、2008年北京奧運會
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2008年8月8日晚上8時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舉辦。
2008年北京奧運會共有參賽國家及地區204個，參賽運動員11438人，設302項（28種）運動，共有60000多名運動員、教練員和官員參加。
4、舉辦世博會
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EXPO 2010），是第41屆世界博覽會。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間，在中國上海市舉行。
本次世博會也是由中國舉辦的首屆世界博覽會，主題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
5、創辦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在世界各地設立的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的機構。
孔子學院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給世界各地的漢語學習者提供規范、權威的現代漢語教材；提供最正規、最主要的漢語教學渠道。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正式設立。
中外文化交流的例子？
中外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推動文化全球化和多樣性的內在要求。文化交流包括人員的往來，物產的移植，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的傳播。交流的途徑多種多樣，如政府使節、留學學生、宗教、商業與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戰爭與俘虜，也曾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 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已經開始了文化交流的進程，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交流日益加深，最終成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一部分。 在現代，這個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集團化日益加深的時代，文化的軟實力作用越加突出，在國際競爭力上的作用日益突出，所以加強中外文化交流也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中外雙方相互受益。
古代：
（1）我國在西漢時期就開辟了絲綢之路,加強了與中亞、西亞和歐洲的聯系,中國的絲綢開始聞名世界
（2）唐朝時期玄奘、鑒真分別造訪印度、日本,加強了中國與上述兩國的文化交流
（3）明朝鄭和下西洋,加強了南亞、東南亞地區和中國的聯系
現代：
（1）法國舉辦了“中國文化年”,中俄互辦“語言年”
（2）中國在海外88個國家建立了孔子學院
中國歷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東渡、張騫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亦是跨文化傳播活動的具體表現，繁盛一時的絲綢之路，川流不息的遣隋使、遣唐使，更堪稱人類歷史中跨文化傳播的典型范例。鄭和船隊7次跨越南中國海和印度洋，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
西方探險家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等人的足跡從歐洲延伸到世界各地，開啟了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時代，伴隨而來的海外貿易與殖民活動促進了世界范圍的交往。
中西方、文化、差異
有一則趣談：一所國際公寓鬧火災，里面住有猶太人、法國人、美國人和中國人。猶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險箱，法國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國人則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國人則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這一趣談反映了一個事實：不同的民族有著自己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價值尺度、道德規范和情感趣向。
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相應的創造才能的總和。文化包括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部分，因此也稱之為硬文化。相對來說，精神文化就是軟文化，而軟文化則是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西方硬文化的差異一目了然，但處于深層結構的軟文化的差異則須進一步辯證分析。中西方軟文化的不同決定硬文化的差異，而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也正在于此——即作為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軟文化的差異。
一、中西方啟蒙教育的認知方式不同
東西方民族各自具有獨特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心理結構，生產活動方式和發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思維、認識方式和風格上就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西方民族思維方式以邏輯分析為主要特征，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民族思維方式則以直觀綜合為基本特征。中西方不同的認識方式深深影響了本民族理論思維和科學文化沿著不同的路向發展。
第一、 西方重唯理、思辯，中方重經驗、直覺
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的源頭，古希臘對自然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關心世界本源、主客體關系、事物如何發展變化等。雖然他們在簡單儀器下的觀察和實踐缺乏邏輯連貫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統，但人們的這種直接觀察總是彌漫著理性思維的色彩，抽象思辯是西方思維的特征。而作為東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則以直覺和經驗為特征。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的各種范疇是靠向內思維得到的，是將各種經驗現象醞釀體會、豁然貫通而提出的概念的。這些概念的理解與西方向外思維邏輯演繹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傳，如對中醫醫理和氣功的理解，又如對一幅書法作品、一幅國畫的欣賞，只能向內領會，才能領略作者的神韻的起伏。
第二、 西方的細節分析與中方的整體綜合
西方文化結構以細節分析居優，東方文化結構則以整體綜合見長。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國姓氏先是宗姓、輩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體。西方國家則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時間、地址的書寫表達順序上，中國人習慣以年、月、日從大到小依次為序，地址則是按省、市、縣到門牌號碼排序，突出的是從整體到個別的析出關系，西方人則與中國人的順序表達恰好相反，突出的是個別到整體的合成關系。可見在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識結構中，從整體出發的綜合觀占突出地位，而這種整體綜合觀在考察事物時，通常忽略細節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關于對象模糊整體的圖景。
二、中西方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著眼點與執著不同
杜維民教授認為：“中國文化關注的對象是人”。人與人的關系是中國文化關心的核心問題，人們立足于現實人生，所以-倫理學相當發達。而西方文化較多關注的是自然，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古希臘注重的中心問題，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國的哲學無論儒、道、佛學都是一種人生哲學。儒學求作為，道學求長生，佛學求悟覺。儒學以孔子思想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為“仁”？孔子曰：“仁者愛人！”可見是怎樣做人的學問，興趣在闡發君臣、父子等一套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修身養性的目的即實現自己的從政的抱負——齊家治國平天下。純科學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學都成為多數人不屑選擇的行為和興趣。
中國文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也有著自己的執著。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與自然共呼吸的和諧狀態。中國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國文化自始即重農，“四民之中，士之下即為農”、“民以食為天”即緣由于此。道家思想更是要人們對人生留戀和在大自然中尋求到生命慰籍的杰作。
西方古代科學寓于對自然的探索之中，因此西方很早就出現了畢達哥拉斯、阿基米得這樣一些名垂千古的專業科學家。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化認為天人處于對立的斗爭狀態，因而產生了與中國文化不同的對自然的態度，即人應征服、控制自然，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把自然看成敵對力量。荷馬史詩純以海外遇險、征服自然為題材，他們的游戲都是在大自然的風浪中鍛煉成長的人物。西方人也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首先關注的不是倫理而是競爭，因而出現了“優勝劣汰”的規律。
三、 中西方價值觀與人生追求的不同
中西方價值觀與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第一、中西方人生價值取向不同
儒家給中國人提供的價值觀念，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轉變為一種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作為2000余年來的中國文化的一根精神支柱的這種人生信念，認為人生的價值就是在現世的作為之中，一個人在社會越有作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義的積極入世思想。在專制社會中權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為最大者莫過于實現從政的抱負。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偉理想統治著千百萬中國文人碌碌無為的一生。受這種一元化的人生價值的影響，多數人不愿問津自然科學，致使科學被困于萌芽狀態。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權術上，創造了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變幻莫測而實質又超穩固的-、文化模式。在這種特殊的模式中，產生了中國獨有的歷史現象：當官不成，求當圣人；報國不得則退做隱士，或吟詩飲酒自得風浪，于是道教、佛教隨之興起，貪生的自去修道，厭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價值呈多元化。從政也是人生價值的實現，經商也被認為相當有價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職業莫過于律師、醫生。
第二、西方的個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義是在神學背景上產生的，原罪觀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個人向自己負責，通過個人奮斗向上帝贖罪，由此引申出一條基督教義，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當上帝被否定了時西方又產生了社會原子觀念：個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個人權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這種個人本位的思想影響了生活的各個方面，親人間界線劃分明確，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對孩子也非常尊重，進孩子房間首先要問：“我能進來嗎？”強調以子女脫離父母獨立生活奮斗為榮，樂于談論個人一得之見。而中國以家族為本位。家在中國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個生活的港灣，具有至高無上的凝結力。脫離家便是“游子”，強調“父母在，不遠游”。家庭中有長幼關系、夫妻關系，要各安其分，各盡義務，即“盡倫”！孟子認為：圣人是“人倫之民”，倫的核心是“絕對服從”，幼服長，妻服夫。使家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為先”，“孝道”是中國的國本、國粹，中國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說。家與孝原本有偉大的理性意義，但由于過分強調，終成了一種過分的家族意識，而忽略了個人自由的發展，“存天理，滅人欲”，以個人向群體負責為人生宗旨。
第三、西方講功利、時效，中方講倫理、道德
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學的發展，因此比較重功利和實效，善于算經濟帳。例如：在一個大公司，如果每人節約幾秒，加起來可節約幾個人的時間，可少雇幾個職員，減少多少開支。又如：一個人在寫字，圓珠筆的筆尖向外放還是向內放比較節約拿筆寫字的時間，怎么放的狀態最有效等。
中國文化由于長期處于封建的農業社會，自然科學不發達，著重于人倫關系的調節。禮義規范高于一切，“義”、“利”之辯的結果使價值觀念產生偏差，提倡人為了符合某種禮義規范應該犧牲自己的利益，“重義輕利”被視為高風亮節、品格高尚。更有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