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應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朔爾茨上任以來首次訪華，也是德國總理時隔三年多再次來到中國，此行還將有12名德國公司代表組成的各領域商界代表團。
10月11日，中德建交50周年。中德經貿合作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至2021年，中國已經連續6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近幾十年來，中國對德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急劇上升。中國自2016年以來一直是德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伙伴，自2015年以來一直是德國最大進口來源國。
中德貿易和投資關系如何駛入快車道？哪些商品連接起中國與德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兩國在哪些貿易領域持續深入？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透過數據解析中德貿易及投資全景圖譜。
1.中國是德國最大進口來源國
2021年中德進出口總額2453億美元
占中國與歐洲進出口總額19.9%
對于朔爾茨訪華，德國工商總會總干事長馬丁·萬斯萊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朔爾茨訪問中國是正確的，脫離中國將導致德國失去繁榮。
2021年，中國在歐洲的進出口總額中，近五分之一都來自德國。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德貿易往來不斷加深，雙邊貿易總額大幅增長。自2012年以來，德國就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2021年中德進出口總額創新高，達2453億美元，占中國與歐洲進出口總額的19.9%。
中國已經連續6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2021年中德兩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比2020年增長15.1%。在德國進口貿易中，中國的重要性也在穩步上升。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是德國最大進口來源國，進口貨物額達1424億歐元，同比增長20.8%。同時，中國也是德國第二大出口國，出口貨物額達1037億歐元，僅次于美國。
德國聯邦統計局4月4日發布數據，2021年德國海運集裝箱吞吐量為1480萬標箱，比2020年高5.9%，但比2019年低1.5%。中國是德國最大的集裝箱海運貿易伙伴，兩國集裝箱交易總量為310萬個標箱，占德國海運集裝箱吞吐總量的20.7%。
2.中德貿易往來“三大件”
哪些商品連接起中國與德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梳理數據發現，機械設備、電氣設備、光學儀器成為中德貿易往來的主要商品。
2021年，德國出口中國汽車商品額達265.86億歐元，成為出口中國最多的商品。中國的電氣設備受到德國市場的歡迎，2021年共有價值432.70億歐元的電氣設備進入德國。
3.中德雙向投資存量超550億美元
數據顯示，2020年底，德國累計對華投資364.1億美元，是歐盟成員中對中國投資額最多的國家。2016年至2021年，在中國投資來源前15的國家或地區中，德國始終位列其中。2020年德國在華新設企業數量466家，累計設立11300家企業。
今年以來，德國對中國的投資仍在持續增長。據商務部最新數據，2022年前八個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384.1億美元，其中德國對華投資增長30.3%。
近年來，中國企業也在持續加大在德國的投資，中國是對德投資三大重要來源國之一。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在德投資項目149個，數量連續兩年位居投資來源國第三位，涉及機械制造與設備、汽車、消費品與食品、通信技術與軟件等領域。
2020年，中國在德國投資170個項目，成為在德投資數量第三名的國家。直接投資流量有所上升，總計達18.3億美元。2021年，中國投資項目數量雖有所下降，但在德投資項目數位仍穩居第三。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分析，可能是由于疫情期間德國與亞洲之間的商務旅行大幅減少，從而導致投資數量有所下降。
中德兩國之間經濟互補性強，吸引中國投資者的主要是德國機械制造與設備業、汽車業、消費品與食品業。德國是世界第一大機械設備出口國，也是世界汽車制造強國，具有相對完備的產業鏈，正好與中國強勢產業對應。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投資項目有16%在機械制造與設備行業，聚焦汽車行業和消費品與食品行業分別占比13%。
4德國車企加大在中國布局
目前，在華德國企業已經超過11300家，主要集中在化工、汽車、金融、電子電氣、制藥和零售等領域。不少企業將新技術、資源帶到中國，與本土企業深度合作，從而獲得發展。德國汽車是中國消費者最熟悉的德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近40年來，提升了中國消費者的生活品質，也促進了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
1984年，中德雙方簽署合營合同，大眾汽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家轎車合資企業，拉開我國與德國車企合作的序幕。隨后大眾、戴姆勒、寶馬不斷加大在中國的布局，開設研發中心，增加生產工廠投入。
2010年開始，德國車企與中國企業在新能源車領域深度融合，產業合作衍生至上游產業。2020年戴姆勒投資9.045億元入股中國動力(600482)電池企業孚能科技，開展高新電芯技術的開發和產業化。
2021年 9月3日，央行發布《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從宏觀經濟運行、金融業穩健性評估以及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等三個維度（合計17個專題）對國內外金融體系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討論。事實上，《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季度發布）、《中國區域經濟運行報告》（年度發布）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年度發布）等央行對外發布的三大報告，對于觀察金融管理部門的思路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其中，始于2005年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尤為重要。
一、基本框架對比：《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0》與《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
（一）從發布時間上看，2021年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要比2019年和2020年提前三個月發布，提前這么早時間發布可能是要表達一些什么。
（二）過去幾年的金融穩定報告主要包括宏觀經濟運行、金融業穩健性評估以及宏觀審慎管理三個部分。今年的金融穩定報告在保持前兩個部分不變的基礎上，將第三部門由之前的“宏觀審慎管理”調整為“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內涵上更豐富，畢竟宏觀審慎管理只是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的一部分。
（三）2020年與2021年金融穩定報告分別有20個主題和17個主題，其中有5個主題基本是相同的，即銀行業壓力測試、公募基金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央行金融機構評級結果分析、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和存款保險。
（四）除以上五個主題外，今年的17個專題還包括宏觀杠桿率、跨境資本流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國際基準利率、中小銀行補充資本、互聯網平臺存款、逆周期資本緩沖、房地產貸款集中度、包商銀行風險處置、違規控制金融機構、最后貸款人機制以及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等主題。
二、宏觀經濟運行情況
（一）理性看待宏觀杠桿率的變化
宏觀杠桿率是指非金融企業部門、政府部門、住戶部門從金融體系（含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獲得的債務余額與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這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決策依據。中國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每季度會公布各部門的杠桿率情況，當然央行自身也會對各部門的宏觀杠桿率進行測算（通常不會公布）。
1、債務或杠桿推動下的增長模式是常態，期間需要把握的便是其中的度，即債務或杠桿應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因此宏觀杠桿率如果過高，則會導致不可控的債務風險，而如果宏觀杠桿率過低，則意味著潛力還未被充分挖掘。
通常情況下“穩增長與防風險”中的“防風險”便主要是指在杠桿率上面做文章，即所謂的穩杠桿或降杠桿。事實上，近年來央行頻繁強調的“保持M2、社融增速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一致”正是穩杠桿這一政策導向的重要體現。
2、目前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便是希望能夠用相對較少的債務資金、撬動經濟較快恢復，即致力于提升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這主要體現在提升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率、壓降高成本或不易被觀察追蹤的表外債務、提高直接融資占比以更便利于實現市場化定價等等。
3、前面可以看出，杠桿率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名義經濟增長情況，二是債務增長情況。2020年受疫情影響，名義經濟總量下滑明顯、導致杠桿率大幅抬升，今年名義經濟總量反彈較多、導致杠桿率亦有所下降，因此2020-2021年的名義經濟總量應該要理性看待。
（二）特別提及“應對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在金融雙向開放步伐不斷加快的背景下，短期跨境資本逐利性、易超調和順周期性等特點很容易刺激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性、放大宏觀經濟波動，而央行和外管局近年亦均特別強調突出跨境資本流動可能帶來的風險防范問題（詳情請參見央行和外管局2021年度會議釋放哪些信號？），并于2017年提出了“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鑒于此，《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亦專門討論“跨境資本流動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1、2005年以來，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總體呈現出08年金融危機前規模逐年攀升、危機后在大幅縮量基礎上反復波動的特點（期間受歐債危機、貿易摩擦和疫情等因素影響而明顯波動）。
2、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性階段性特征更為突出，具體看，
（1）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和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呈現雙順差、資金大規模流入的特征。
其中，08年金融危機前，直接投資項下資金凈流入規模較大；08年金融危機后，證券投資、外債等其他投資項下資金凈流入占比開始提升。
（2）2014下半年至2016年，我國經常賬戶呈現順差、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出現逆差，外匯儲備有所下降（期間經歷2015年的8.11匯改）。
（3）2017-2019年，受到貿易摩擦、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等因素影響，跨境資本流動總體較為復雜。
（4）2020年以來，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特征更為突出，如2020年經常賬戶順差2740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1058億美元，外匯儲備規模較為平穩。
3、IMF等相關研究表明，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傳導可以分為信貸膨脹、資產價格、未對沖外幣借款、銀行非核心融資、關聯性五類渠道，且這五類渠道之間會通過反饋效應相互強化。同時IMF通過《二十國集團基于國家經驗得出的資本流動管理一致性結論》（2011年）和《資本流動開放與管理：機構觀點》（2012年）等文件構建了針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政策框架。
4、我國主要通過宏觀審慎管理措施來應對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并于2017年提出了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的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即不以控制跨境資本流動為目的、而是著眼于應對系統性風險。
具體來看：（1）廣泛適用性工具主要包括逆周期資本緩沖、杠桿率要求、宏觀審慎壓力測試；（2）分部門工具主要包括貸款價值比、債務收入比、分部門資本要求等；（3）流動性工具主要包括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率、外匯存款準備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