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后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國文學的“全球化”
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于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
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于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并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
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
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
對于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并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
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
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
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
當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并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
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并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并將其引向新的終端
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蕓蕓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
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
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于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于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
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于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
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于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絡的崛起和挑戰等
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采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并非如此簡單
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
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
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
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
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
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于發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么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于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
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于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
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后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
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
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
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于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后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
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
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后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
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于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么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顯
盡管我本人并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征：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于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
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
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并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
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絡，這些網絡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
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
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癥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
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
雖然電影也屬于大眾文化的范疇，并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絡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后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
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
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于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
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
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
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
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
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