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一個趨勢、兩個環境相對應的是，中國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國更側重于經濟、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謀求軍事上的霸權。這也意味著“走出去”的企業與公民很多時候缺乏國家直接的強力保護。目前，中國的安全保障措施實際上主要是走外交領域內的領事保護，而“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其中央政權對于全國的控制能力相對有限，外交途徑的安全保障往往難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強調的是，隨著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國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將會在近10年內暴露的更為明顯，并很可能構成對于“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最為緊迫的挑戰。
挑戰二：政治風險。中國目前在“一帶一路”國家中的經濟輸出基本上是以國有大型企業實施的基礎建設、基礎工程為主，這意味著我們的海外項目必須考慮到所在地較長時間內的政治風險。中國在緬甸的水電、銅礦項目受阻就是一面鏡子。就政治風險而言，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政治風險主要來源于大國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挑戰。“一帶一路”戰略的設計與提.出主要體現著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闡發的國家戰略，但是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當中，并不只有中國一國擁有國家戰略，不同國家基于不同訴求都有其各自的國家戰略，這其中甚至還涉及“一帶一路”以外的一些國家的戰略利益問題。首先，中國的國家戰略可能會與“一帶一路”上的個別國家甚至是個別大國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緊張與沖突。例如，一直謀求南亞地區霸權的印度就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表現出復雜的情緒，它雖然在經濟上渴望與中國加強聯系，但是在地區影響力上卻始終視中國為重要對手。又如，印度尼西亞、越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也長期謀求在其所處區域內的大國地位。其次，由于“一帶一路”上許多國家在地緣安全上處于重要地位，屬于自古兵家必爭之地，許多大國都將其重要戰略意義投射于此，因此可能會與中國在戰略上存在競爭。例如，俄羅斯視獨聯體國家為其勢力范圍，在中亞推進的歐亞聯盟對于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就構成了一定影響，而歐亞聯盟中的哈薩克斯坦不僅是“一帶一路”上極為重要的節點國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亞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又如美國長期以來將東盟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并在近年來頻繁利用菲律賓、越南等國遏制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謀求擴大其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另外，隨著中韓自貿區的推進，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競爭也會難以避免。最后，“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之間在其國家戰略層面可能存在彼此競爭與沖突，如長期敵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近年間爆發過激烈的沖突。
第二類政治風險則主要來源于一些國家內部的政局變化。一方面，一些國家曾經有過“仇華”甚至“排華”的歷史，在其國內始終存在著“反華”勢力，如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這些國家的政治過程越來越受底層民粹意識的裹挾，一些領導人可能會以中國因素來解釋其經濟失敗，以“排華”的方式來謀求其個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時期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許多“一帶一路”上的國家正處于政治轉型的過程當中，其未來政府傾向甚至政權性質都未確定。例如，緬甸和斯里蘭卡政府未來對華政策就存在較大的變數。又如，中亞幾國未來的走向亦充滿懸念，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的總統已執政了20多年，都面臨著領導人接班和政治轉型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政治風險是最大的挑戰并不是忽視經濟重要性的結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市場的力量與經濟的因素是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動力，但它們必須服務于中國的國家戰略與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由于“一帶一路”戰略的根本屬性是政治性的，因此來自政治方面的挑戰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挑戰三：經濟風險。“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是對中國周邊若干區域經濟的整合與提升，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印緬孟經濟走廊戰略、中巴經濟走廊戰略、東北亞經濟整合戰略等多重區域戰略。不同經濟區域的重點不同：有的經濟區域條件較好，已經具備了海外投資的有利環境(如馬來西亞和泰國);有的經濟區域在經濟戰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投資無法帶來經濟上的回報，甚至其投資風險在近段時期內還會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亞、非洲的部分國家)。這意味著在“一帶一路”的整體框架下，各個經濟區域的發展現狀與中國力圖在該區域內實現的經濟目標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國在“一帶一路”上國家的資本輸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礎工程建設為主要途徑，這面臨著一些問題：一方面是經濟效益問題。相比于高技術含量、高回報率的經濟領域，基礎建設面臨著投入大、周期長、不確定因素較多等問題。在一些比較落后的區域，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實際上很難在短時期內見到效益，甚至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面臨虧損運營的局面。另一方面則是工程安全與工程管理問題，即大量人員長期在海外工作所帶來的管理問題、安全問題及與當地社會的關系問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推進中，普遍存在著大型國有企業與中小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給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貸、保險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難以得到有關管理部門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務，其在“走出去”過程中面臨的信息問題、安全問題都更加嚴峻，因此，也讓民間的海外投資行為呈現出短期化、投機化、泡沫化的不良傾向。
二、應對策略及其建議
鑒于上述三重挑戰，可以考慮采取以下對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務、金融等多部門的資源，圍繞“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進行組織機構上的針對性設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慮圍繞“一帶一路”的戰略設計進行針對性重組。除此之外，外交、情報系統等部門視野相對狹窄、機構重置等問題也要引起重視，在充分考慮保密、忠誠等要素的前提下，培養并挖掘復合型人才。可考慮在研究機構、企業、社會組織與相關政府部門之間建立人才流動機制。
第二，高度重視建立、健全安全機制。市場化的安保力量應該在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當中承擔更為重要的角色。在條件成熟時，可參考其他國家(如美國)的做法，適度放開安保市場，引入市場與社會的力量來完善“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的安保機制。一方面是要通過改變現有的審批與監管限制，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另一方面是要實現在敏感地區的安保去官方化，從而可以更為靈活、有效。
第三，對“一帶一路”上不同國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關注，對于一些存在不確定風險的國家應該加大信息收集與分析的力度。在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大原則下，中國應該考慮建設性地接觸所在國的各方代表，而不是過分局限于政府，應該考慮扶持親華的進步力量。
第四，可適當借鑒日本的企業外交模式，以國企作為戰略外交的橋頭堡。大型海外工程應配套以企業外交的系統性工作，并承包給專門的專業組織來完成。此外，應構建智庫、研究機構、企業、管理部門、社會組織等共同參與的海外利益保護平臺，實現信息、人員的充分流動。
第五，要重視發揮民間商會的作用。要鼓勵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組團的方式來保障自身的權益。在部分安全形勢較差的國家，可以考慮建立強制入會的制度，積極鼓勵國有大型企業加入商會，并在國有大型企業、華人社區與民企商會之間建立常態的溝通機制與緊急狀態下的互助機制。
第六，完善信貸、保險、信息服務等方面的機制。不僅要對國企保駕護航，而且要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與市場資源。應該切實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貸、保險機制和信息服務體系，為民企提供當地的經濟、文化、法律、稅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慮適度開放面向華人華僑的融資渠道。
第七，應充分發揮華人社區、僑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區的華人社團流于形式，缺乏組織能力并不能起到溝通華人華僑的作用。應考慮與華人華僑開展深入的互動，打破陸、港、澳、臺以及地方華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機制。
第八，要避免重經濟輕人心的做法，注重與所在國民間社會互動。在西方的外交、情報工作中，教會與基金會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應該充分重視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慮扶持中國的愛國宗教團體借鑒西方教會的經驗進入當地社會，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成立教育、衛生等多方面的基金會爭取當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現有的外國留學生規模應以擴大，并向“一帶一路”的國家進行傾斜，最好能夠以直接與當地社區互動的方式選拔留學生，而不是主要依賴于當地政府部門的推薦。建議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氣，要用民間互動的方式來爭取民心。
一、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新變化
1．海上問題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中國的海洋戰略已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標。中國的深海戰略已經觸及美國的亞太乃至全球利益，周邊國家借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潛力大大增強。因此，中國的海洋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深海戰略面臨的壓力將常態化。
2．半島局勢僵局難破
中國周邊安全的最大軟肋是東北亞，朝鮮半島形勢是風向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歷史上，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都在這個地區。新中國成立后，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及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珍寶島沖突都對中國安全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即便是美國學者也承認，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具有很強的合法性，包括維護中朝邊界的穩定、阻止對華包圍圈的形成以及顯示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與可能性。
3．日本“遠交近攻”加強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發生特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害。日本大地震的國際救援行動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況，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對外關系的親疏遠近排列順序。即日美同盟為中核；第二層次為間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國同盟旗下的英、法、韓、澳大利亞、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第三層次為與日本歷史淵源甚深且有共同價值觀的東南亞國家；第四層次為能夠對中國實力起制衡或牽制作用的俄羅斯、印度、蒙古等國。具體來說，處于中核的日美同盟關系在快速協調應戰能力方面彰顯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性。第二層次的間接盟友也發揮了快速集結的配合救助優勢。第三層次的關系主要體現了“情感投資反哺回饋”的良友關系。第四層次則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個層次均具有明顯針對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雖然中國在大地震后對災情深切關注，物資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選擇接受中國的援助時甚為謹慎。從日本領納其他國際賑災救援的態度上，充分顯示了其現代版的“遠交近攻”策略。
4．戰略憂慮刺激軍備競賽
進入21世紀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軍費開支整體上都保持了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可能會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目前，美國是全球絕對的軍事霸主，帶給全球最大的不確定性；俄羅斯正在不斷加強和鞏固軍事強國地位；印度推動全方位進攻性軍事戰略，成為中國周邊的“上升性威脅”因素；東南亞各國紛紛加強軍備建設，尤其是海上力量。從長期來看，各國軍費開支不斷增長的態勢不利于亞太安全互信的建設，可能使亞太地區陷入軍備競賽的“惡圈”之中，使業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惡化。
5．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
日本特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難、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洪災、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中亞和南亞地區復雜的安全形勢、中國海外投資在緬甸遭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