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官媒八大黨媒”都是民間的說法，四大官媒：《光明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檢察日報》，八大黨媒：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解放軍報、工人日報。
1、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創刊于1949年6月16日，是中共中央主辦，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思想文化大報。
它是中共中央直屬的一張歷史悠久、獨具特色的全國性、綜合性日報，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半個世紀以來，《光明日報》以其博大精深的人文內涵、敏捷權威的報道風格和高雅清新的個性品位，贏得了海內外廣大讀者的青睞。
2、解放日報
《解放日報》最早創刊于1941年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政治理論早期刊物。建國后成為中國上海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出版的一份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日發行量55萬份。
2018年3月，《解放日報》獲“2017年百強報紙”榮譽。
3、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People's Daily）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報紙于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里莊創刊。時由《晉察冀日報》和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并而成，為華北中央局機關報，同時擔負黨中央機關報職能。
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人民日報題寫報名。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人民日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號。1992年，人民日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十大報紙之一。
4、檢察日報
《檢察日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它立足檢察，宣傳法治，及時報道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最新動態、熱點和難點問題，高揚反腐倡廉的旗幟。
它向讀者全方位地展示法制社會尤其是檢察機關保護人民、懲罰犯罪的光輝業績，使讀者知法、懂法、守法，了解如何依法保護國家、集體利益和個人的合法權益。
5、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報》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報，是以中國各族青年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和干部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全國性綜合日報。毛澤東同志為中國青年報題寫了報名。
中國青年報作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級大報，以“推動社會進步，服務青年成長”為己任，服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人民日報全國黨媒平臺自媒體上發的文章不能算是人民日報發的，因為自媒體不能代表黨報平臺
1.人民日報是黨政方針宣傳的主要陣地，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代表了當前最大的政治導向，以及政治局勢。戰略合作表達了人民日報深入到多媒體方式多業態發展的決心。也順應了新媒體時代的大勢所趨。
2.B站是在前一段時間進行了整改，此次整改即是順應大潮，也是解決問題。解決了B站在內容方向上的硬傷。能夠保住人民日報的大腿，可以說是未來無憂。畢竟這就等于是現在了政策的風口上，戰略簽約不代表簡單的合作，代表未來深層的交流，深度的內容探索。面對未來，政策趨勢的大環境，大影響b站也有了最好的保障，所謂被有大樹好乘涼在人民日報的政策內容指引驅動下一定會有更大調整。未來的B站否還能夠回歸傳統，成為二次元內容眾多的媒體平臺，似乎已經不太可能。3.兩者的結合代表了人民日報要將自己的政策方針落到更日常，走進更親民的路線。從B站的受眾群體來講，比傳統視頻網站更具備年輕態的趨勢，可以讓黨政教育從年輕一代開始，給青年人積極正向的指引。這對于未來一代的教育有正面和激勵的作用。并且發起了媒體融合基金，這份基金的作用，其實類似于前一段時間各大網站給作者實行的補貼制度，只是這份基金會更嚴格對內容的審核也會有更高的要求。這樣一份基金的建立也顯示出了人民日報在媒體行業的決心堅持傳播正能量，堅持培養一批優質的黨媒內容創作人。助力正能量內容對改革的影響。
一、水滴籌的歉意
水滴籌CEO沈鵬先生道歉了。
這封道歉信，比浙江衛視的那一封誠懇、真實，也帶我們了解了這家公司是如何運作的，如何定位這家公司。
去年，水滴籌獲得年度社會企業獎，獲獎理由是“有效地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沈先生自己也談到，“水滴籌的核心本質是一個免費的互聯網個人大病求助工具”，意味著這家公司不是慈善機構，只是通過互聯網經商，來達成了慈善——這一社會愛心的功能。
怎樣更自然、合理的滲透到用戶手里，這是他們要考慮的問題，我也將在本文末尾略說想法。現在我想探討的問題是：中國慈善為什么呈現如此憋屈、灰暗的狀態，傳統中的慈善觀念怎樣變革？
水滴籌新聞曝出后，基本可以分為兩大陣營：一是黨媒系，二是民間系。黨媒系是指以人民日報、央視新聞這種中央直接管轄，代表全國意識形態最高話語權的媒體；民間系是以沈鵬先生這種行業KOL、其他個體參與的民間個人。而且通過評論區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大派系言辭風格大相徑庭。
央視新聞評論更傾向于官方態度，講到水滴籌的惡行；沈鵬先生的留言區，大多數人更直觀地講到個人感受，談論水滴籌的益處：：
兩極分化特別嚴重。
二、炫富女投下的炸藥
黨媒評論區有人說，可以由政府部門接手這個平臺。
我噗嗤一笑：靠得住么？
因為水滴籌事件引起慈善討論，讓人想起當年那個爆了網絡的女人：郭美美。
2011年夏，郭美美以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個人認證微博，曬出三豪生活：豪宅、豪車、豪包。
一個從事公益事業的總經理，哪來這么多錢？人們的視線紛紛投向紅十字會。
中國紅十字會，隸屬中央國務院管理，既是政府所屬民間單位，慈善為什么變成了達官貴人的集資消遣？
就在這時，有意思的反轉出現了，郭美美并不是紅十字會的職員，而是1.0向2.0時代過渡的模特網紅。
但，就是這突然的一腳，紅十字會的慈善墻裂出不可彌補的縫隙：以往紅十字會是否涉嫌侵吞慈善捐款？我們的愛心捐助去了哪？網上為何還有吃下“萬元午餐”的慈善職員？
我們不得而知。只知法律規定，“中國民間個人、公司或社團要從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業，必須掛靠在紅十字會下面作為二級專項基金，且沒有獨立賬戶和法人資格，資金使用受到紅會的嚴格控制。”
也就是說，無論你集再多的公益金，必須找到紅會交給他們，由他們決定資金使用方式。你沒有名，也沒有賬號，只能給官方打工。所以，有專家稱這種慈善是“只許皇恩浩蕩，不許民間行善。”
這樣做，民間也認可這種權威，但是這些官方沒有讓人放心過。前兩年，有良知的媒體投向中國慈善事業，順查一番，曝出驚天的灰色細節：
2008年，舉國哀悼的汶川特大地震，有600億慈善資金不知去向，8成入政府賬戶。
在2008年12月，民政部說要建立一個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會把善款去向、用途做公示，然而，并沒有此平臺問世。一年后，經調查，只有4.7%的人知道自己捐的錢花在了什么地方，還有66.7%的人，不太清楚捐的錢花在了哪。
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在乎錢去了哪，還是沒法知道錢去了哪？
在我看來，這一向是政務官方組織機構的通病：虎頭蛇尾，鮮克有終。他們對來源、審核常常把握得十分精細，但進入組織內部，加上各種“措施”、“方式”，常常呈現進出不勻，流程冗余而不垂直，多部門不能協同，資金分配不協調，使用容易處于停滯狀態。在累積下，慈善機構也有了一個異常龐大的資金池。
由于個體捐助金額數量很小，也無暇過多問責。丟了幾十塊錢，和捐了幾十塊錢，都不構成生活的重大影響。他們對有公信力的政府組織放心；慈善只在意投入捐助箱的一瞬，既參與的過程。
還有個重要因素——是民眾的話語權太低。什么是話語權？就是你說話夠不夠權威，你說一句話，能不能讓別人不敢放屁。2016年之前，大眾的話語權都非常微小，沒有傳播力、缺乏傳播渠道，而且輿論話題不集中，大量的極端言論也不會引起重視。隨著懂得互聯網、明白在網上怎么說話、說什么話更有力量，才會形成強有力的輿論，發酵引起重視和變革。
還有一些人，盡管有話語權，但是不會參與這樣的討伐戰，對他來說害大于利。就在紅會對名譽追究期限快到的時候，法學者徐昕先生還提了一嘴，但紅十字會始終沒有拿郭美美開刀要公平。這是為什么呢？
沒有基層公眾的監督，沒有上級權力的施壓，就形成了灰色地帶，所以，公示信息反而不便進行“管理”了。在這灰色地帶中，公司企業也很容易權力尋租，承擔一部分慈善事業的經濟來往。這，也可能是郭美美事件的產生因素。
政府的慈善途徑，讓我們失望。所以從郭美美事件后，紅十字會名譽掃地，很少有人再通過這一渠道進行慈善活動。
有人說，水滴籌要交給政府組織。請問——你放心嗎？
三、吳鶴臣視角下的民間慈善之病
互聯網環境日漸成熟，企業運作形態多姿多樣了。后來，人們不通過紅十字會，轉向了壹基金平臺等民間形態的慈善機構。
眾籌概念上線不久，水滴籌橫空出世，并迅速占有了市場份額。
之前，騰訊、阿里和其他企業，都有自己的慈善平臺，憑什么水滴籌能逆勢崛起，受到人們如此歡迎和支持？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其中差異：
早期的紅十字會，政府管控，形態類似G2B，也就是以紅十字會這種集大眾所成的類政府名義，向一個地區的某個組織進行捐助，你沒有參與感，更缺少知情權；
中期的騰訊、阿里等企業、個體組建的慈善基金會，民間組織，形態類似C2B，你可以以個人名義，向一個地區的某個組織進行捐助，你有參與感，但是知情權體驗一般。但是，相比紅十字會，你會更加信服；
而近期的水滴籌等等這種求助工具，民間組織，形態已經是C2C，你可以以個人名義，向求助者進行捐助，你知道很多求助者信息，屬于點對點支助，加上朋友圈的社交吸引，參與感和知情權體驗都十分優質。即便是從求助者角度來說，反饋也更加及時。所以，沒有理由不優先選擇這一項。
但是，民間利用互聯網的支助活動，尤其是點對點的援助，容易限制在虛擬空間顯示的信息——全部真實性得不到保障。眾籌平臺缺乏從事慈善的專業人員，機制上的考慮則不夠周到。
比如吳鶴臣事件。
前段時間，德云社演員、郭德綱弟子吳鶴臣突發腦出血，因全家沒有經濟來源，無錢救治，他的妻子向社會各界眾籌100萬巨款。
細節經不起推敲。水滴籌這種大病捐款，弊端也顯現出來了——它能保證病歷真實，卻保障不了求援的源頭，經濟情況真實。所以很多網友評論道，富人拿著病歷，也可以在這個平臺騙到錢。
而且，在淘寶上，甚至可以淘到假病歷，還似乎形成了產業鏈——
求助方脫掉哭爹喊娘的皮，原來是個詐騙犯。
這是當下的民間求助，在源頭上沒有解決的弊病：
正常的求助倫理，是自己→家人→親戚→朋友→同事，在次第減弱的關系中尋找經濟幫助，無計可施，再通過慈善平臺、求助工具來請求無償性質的愛心救援。
中國民間自發性的點對點慈善捐助，呈現的樣狀往往沒有現代化的法制意識，而是停留在傳統鄉土政治倫理上。最簡單的說法，是人們往往以道德準繩代替法治意識，以鄉土熟人關系代替公共社交原則，所有純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