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中期以后，廣州是清政府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
廣州貿易體系
中國在1842年對西方開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廣州是唯一的對外貿易開放口岸，這段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基本上是關于廣州貿易。
單口貿易的緣起
廣州位于帝國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時期，廣州的貿易實際上由葡萄牙人壟斷，正如第五章所述的那樣，他們占據了澳門。其他國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廣州，只是極偶爾才獲準進入。勇于進取的英國商人受阻于廣州后，在其他地方尋找機會，他們與臺灣的大明遺臣國姓爺及其子發展了關系，并且出售軍火以換取在臺灣和廈門經商的權利。
清廷受國姓爺對沿海地區侵襲的困擾，于是在1662年下令所有口岸禁絕對外貿易，而所有沿海居民則撤至距海岸30—50里的內地，以此來切斷國姓爺的給養資源。但是，作為對外國商人的恩惠，澳門不受此令的約束；而廣州雖然表面上關閉了口岸，卻不怎么嚴格執行。隨著1683年成功地統一臺灣，清廷取消了海禁，并于1685年在廣州、漳州(在福建)、寧波和云臺山(在江蘇)開設了海關。在這幾個口岸中，廣州是最繁榮的，不僅因為它有悠久的對外貿易歷史，還因為它位置最靠近中國人稱之為『南洋』的東南亞。
作為一個老口岸，廣州有諸多陳規積習和腐敗橫行的現象。168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艘駛進廣州港的船舶，核定應繳納2,484兩的高昂管理費，但經過與海關官員多方討價還價，費用降至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300兩為付給『戶部』(Hoppo，即粵海關監督)的規禮銀(即所謂的感謝費)。這種不正規的勒索和地處亞熱帶的廣州對英國毛紡織品需求量小，促使東印度公司尋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開展商務。英闊人設想，如果有可能在茶絲產地的江浙地區做生意，商品采辦的費用將會降低。于是，該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寧波的定海設立了一間商館(factory)——一種商務代理機構或貿易辦事處，以卡奇普爾(Allen Catchpoole)為商館領班。然而，事實證明寧波并不比廣州好到哪里，這個地方也備受官府干涉、無理征課、毛紡織品需求弱小及當地商人經商資金匱乏等因素的困擾。東印度公司最終將興趣轉回了廣州，1699年在那里開設了另一個商館，并決定在1715年前后規范此地的貿易。東印度公司組織了一個『大班會社』(買粉絲uncil of supercargoes)作為商館的常設機構，該會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個規模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設性『貨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由三名資深大班組成——取代，這個委員會協調并指導東印度公司的在華商務。
廣州地方蠻橫專斷而又荒誕不經的敲詐勒索，以及昂貴的茶絲價格，促使東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再一次恢復了對寧波的興趣。 1755年，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輝(James Flint)率領兩艘船舶駛往定海。洪任輝一直在學漢語。他們受到了當地大員的優待，浙江省官衙向朝廷稟報稱，『紅毛』(英國人和荷蘭人的綽號)船舶多年不至，自應『加意體恤』。
把貿易轉移至寧波自然引起了英國前往廣州的船舶數量減少：1754年有27艘、1755年22艘、1756年15艘、1757年7艘。兩廣總督擔心貿易會偏向北方，于是在1757年吁請朝廷將寧波的關稅提高100％。北京也擔心夷船頻頻來訪，將使寧波變成另一個澳門。此外，朝廷還擔憂，寧波、廈門及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廣州更靠海，官府難于控制洋船的行止，將助長外夷與內地奸民勾結；若果口岸在廣州，黃埔和虎門要塞官府可以監視洋人及其船舶。再者，廣州有一大批人歷來靠對外貿易為生，貿易轉向北方將嚴重損害他們的生計。衡量了這些情況之后，朝廷決定提高寧波和其他北方口岸的關稅，使它們比廣州的關稅重得足以阻遏未來的貿易。洋人被迫斷絕北上的念頭。這樣，盡管在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并未正式禁止，但實際上，1757年之后，廣州成了唯一對洋商開放的口岸，因此對北方港口貿易，則為『不禁之禁』。
然而，洪任輝在1759年不顧關稅之沉重，徑自前往寧波。當他被拒絕進港后，便駛向天津控告廣州的腐敗勒索和非法征課行徑。朝廷因洪任輝言行悍強，將他押至澳門大牢囚禁了三年之久，但也委派了一個小組前往廣州，并將粵海關監督撤職。但是，洪任輝事件帶來的一個更嚴重的后果是，朝廷下了一道明確的諭旨，規定嗣后廣州為向洋商開放的唯一口岸。這道飭令消除了將商務擴展到中國其他地方的任何可能性，從而使廣州體系一直存在到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廣州對外貿易源遠流長，很早就是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也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和重要港口，千百年來，商船來往不絕，商旅。所以，廣州被譽為千年商都。
秦漢時期起，中國對外經濟和文化交流通過兩條路線：一條是從中國新疆地區進入中亞，然后到達西南亞的陸上絲綢之路。
另一條即是起自廣州，從中國沿海港口經過南中國海，進入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的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路線的開辟，使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日漸繁盛。
隋唐時期，黃浦港灣已經是船舶進出廣州的外港停泊地。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貿易越來越便利，中國對外貿易中心慢慢轉移到廣州，使廣州逐步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歷史背景
海上絲綢之路雛形在秦漢時期便已存在，已知有關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載來自《漢書·地理志》，當時中國就與南海諸國接觸，而有遺跡實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可能更早于漢代。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國對外主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之后由于戰亂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主通道。唐代，中國東南沿海有一條叫作“廣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這便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
這條航線全長1.4萬千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宋元時期是范圍覆蓋大半個地球的人類歷史活動和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載體。
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仍是絲綢，所以后世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出口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又稱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由于輸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粵商這個商幫近代崛起的過程和意義如下：
1、過程
自漢代以來，中國就已經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東南亞以及歐洲貿易往來密切。而在這之后，廣州也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成為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之一，也是在這一時期奠定了廣東海外貿易傳統與經驗的基礎。
到了唐代，官方首設市舶使于廣州，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港口。宋元時期，政府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大力促進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空前繁盛，廣州也成為當時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
明清時期，在廣州設立“十三行”，專門從事海外貿易。1757年，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的政策，僅留廣州作為中國海外貿易的唯一口岸，也是在這個時期粵商崛起，并形成中國的一大商幫。
2、意義
經過兩千年的演化，廣東融合了中原文化、海洋文化與西方文化，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這種文化背景熏陶下，粵商形成了敢為人先、務實創新、開放兼容等獨特的商業精神。
“達則兼濟天下”是傳統粵商的經商信條之一。受到西方近代慈善模式的影響，粵商的慈善行為也開始在中國傳統慈善的基礎上逐漸系統化、科學化，為中國近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粵商的經營模式：
早期粵商的代表在廣州，其中以十三行最為突出，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人的勤奮以及誠信品質是促進十三行經貿迅速發展的基礎。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廣州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系。
從生產加工環節開始介入國際經濟的分工與合作，發展到在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等方面的突破，成為世界工廠以及世界上新的經濟創新地，這曾是亞洲“四小龍”發展的軌跡。改革開放，廣東得風氣之先，取得了“先走一步”的先發優勢。
近20年時間里，中國的大多數先進的零售業態、流通技術以及組織形式，都是由廣東商業企業率先引入并嘗試，例如，超市、購物中心、購物廣場、第三方物流等，使廣東商貿流通企業一直處于全國的絕對優勢領先地位。
以上內容參考：百度百科-粵商
從國內的角度，廣州是中國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對外通商口岸，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有“千年商都”之稱。廣州的對外開放程度也是中國最高的。
從國際的角度，16世紀到19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第一發展階段，歐洲各國戰亂災荒、瘟疫不斷，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農產量下降，經濟日益蕭條，物價上漲，各類商品極為匱乏。因此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第一發展階段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然后由廣州把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向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
從歷史的角度，唐朝時，廣州是重要的外貿港口，政府在這里設有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從地理的角度，廣州是沿海城市，水路交通便利，便于對外貿易
據史書記載，六朝時，前來廣州與我國通商的國家計有大秦（在今地中海東岸）、天竺（在今南亞次大陸）、師子國（在今斯里蘭卡）、jì＠⑨賓（在今克什米爾）、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金鄰（在今泰國）、頓遜（在今馬來半島）、狼牙修（在今馬來半島）、盤盤（在今馬來半島）、丹丹（在今馬來半島）、訶羅單（在今爪哇島）、干陀利（在今蘇門答臘島）、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等十余國。
六朝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具有以下有利條件。首先，航海造船技術的進步，改變了海上航路，使廣州得以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埠。漢代，由于造船、航海技術的局限，商船需沿海岸線航行，瀕臨北部灣的徐聞、合浦是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廣州商船先沿廣東海岸線至徐聞、合浦，再從這兩個港口出海。《漢書·地理志》中明確記載了漢代從徐聞、合浦啟航，沿北部灣折南，經中南半島東岸，穿越馬六甲海峽，入印度洋，而至黃支國(印度東南部)的航線。六朝時期，中外造船技術都有了明顯進步。《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引《南州異物志》記述了海外諸國的造船技術：“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萬斛大約相當于千噸。這些海舶航行速度甚為快捷，因其“隨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風激波，所以能疾。”〔1〕 此類四帆之舶的出現大大加快了航行速度。當時，在東南亞地區還出現了七帆船，如果順風航行，一個多月就可扺達大秦(羅馬)。〔2〕六朝時期，中國南方亦制造出了載重千噸的大舶，《荊州記》云：“湘州七郡，大盤艑之所出，皆受萬斛。”〔3〕東晉，占據廣州的盧循農民起義軍曾作八槽艦“起四層，高十余丈。”〔4〕六朝時期，中外造船技術有了提高，船舶載重量大，不僅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