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椽，又名陳愧三。1908年3月8日出身于福建省惠安縣崇武鎮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幼年時期，他父親常常向他講述戚繼光、鄭成功、林則徐的故事，灌輸愛國主義思想，鼓勵他長大后要像這些民族英雄那樣為國家干一番事業。1934年，26歲的陳椽從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畢業后，先后在茶場、茶廠、茶葉檢驗和茶葉貿易機構工作。他既看到了茶葉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也看到了當時中國茶葉科學的落后。于是下定決心獻身茶業教育事業。在他任浙江茶葉檢驗處主任時，就開始著手收集茶葉科學的有關資料，建立了茶葉檢驗實施辦法和一套完整的表格。1940年，他拒絕了堂兄弟為他謀得群商組織的如達公司董事長的聘請，毅然赴浙江英士大學農學院任教，專心致志地開始研究茶學。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到處狂轟濫炸，英士大學數遷校址，教學與生活都十分艱難。但在教學中，他照舊認真備課、講課，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熱情，鼓勵學生為發展祖國的茶葉科學而努力學習。沒有教材，他就深入茶場、茶廠搜集資料，編著了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的高校茶學教材《茶作學講義》。這本教材包括茶業通論、茶樹栽培、茶葉制造、茶葉檢驗等方面的內容，從而被晉升為副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后，受聘到復旦大學任教，繼續為創立茶業教育體系而努力。先后編著了《茶葉制造學》、《制茶管理》、《茶葉檢驗》、《茶樹栽培學》等4部教材，以滿足教學的需要。在教學的同時，他還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不斷充實教學內容。
編輯本段生平
對茶葉鍥而不舍的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茶業教育和科研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從此更激發了他的工作熱情。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條件較艱苦而盛產茶葉的安徽工作，擔任安徽農學院副教授兼茶業系主任，親自抓教學大綱的制定、課程的設置和生產實習基地的建設，為該系的創辦、教學科研逐步走上正軌化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1957年晉升為教授。這期間他還致力于提高《制茶學》的教學水平，兩次主編全國高等農業院校教材《制茶學》以及《茶葉檢驗學》，出版了《茶樹栽培技術》、《安徽茶經》和《炒青綠茶》等專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離開教學、科研崗位后，也從未中斷過寫作。他結合自己的教學和實踐經驗，將平時收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寫成了《制茶全書》，分“總論”、“綠茶”、“黃茶和黑茶”、“白茶和青茶（俗稱烏龍茶）”、“紅茶”等5個分冊，共100多萬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學、科研第一線，這時雖已年高體衰，但精神更加煥發，他說：“我好像嚴冬下的一棵‘老茶樹’，春天來了，我這棵‘老茶樹’又重新抽枝發芽了。”1977年，他雖然肌膜炎復發，不能走路，但還是忍著疼痛，夜以繼日地在病榻上撰寫了《茶業通史》、《中國茶葉對外貿易史》、《茶與醫藥》3部共100多萬字的巨著，向全國科學大會獻禮，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對黨和人民的赤誠之心。同時，他還向國務院提出了茶業教育事業發展的設想，1978年，建議并參與在安徽農學院茶業系創辦全國第一個機械制茶專業。1978年9月，他不顧自己年邁體弱，不畏路途遙遠，帶領9所院校茶葉專業的教師深入云南、貴州、四川等地茶區，歷時1個多月，搜集有關茶葉生產的科研資料，以充實《制茶學》內容，按時完成了教育部、農業部交給的高等農業院校統編教材《制茶學》的主編任務。之后，他又編著《制茶技術理論》，作為研究生必修課的教材，主編《中國名茶選集》，作為制茶學的補充教材。正如他的學生們所說：“陳老師的一生是著書的一生，也是育人的一生。”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著手編寫茶業經濟專業的教材，主編了《茶葉商品學》，受農業部鄉鎮企業管理局委托編寫了《茶業經營管理學》，還編寫了《茶藥學》、《茶葉市場學》、《茶葉貿易學》，這些教材有的已經出版，有的即將出版。他說：“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還想完成茶業經濟專業的最后一本教材《茶業經濟學》，這樣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中國茶業教育體系和各專業的主要教材。”他就是這樣鍥而不舍地追求，廢寢忘食地工作。他說：“毛主席有兩句話我印象最深刻：外國人有的我們要有，外國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我一生要為此奮斗，建設外國人沒有的茶業教育體系。” 幾十年來，陳椽在教學的同時從未間斷過茶葉科學的研究工作。早在40年代，他就在制茶技術、茶葉化學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特別是在茶葉“發酵”的理論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提出了制茶的變色學說，論證了制茶變色的原理和色變的機制與實質。證明制茶過程的變化主要是多酚類化合物在一定條件下的氧化變化，從而形成了各類茶的品質，產生了茶葉的各種色澤。1951年，前蘇聯科學院院長奧巴林院士來我國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特意來復旦大學茶葉專修科參觀訪問，向陳椽詢問黃茶的制作方法，陳椽把他在茶葉化學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內容提綱式地寫在黑板上，這位院長看了之后發現自己的假說“茶葉發酵與呼吸有聯系”是錯誤的。回國之后，即在雜志上發表文章，高度贊揚陳椽在茶葉科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文中寫道：“誰說中國人不研究茶葉，復旦大學陳椽教授不是在卓有成效地研究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茶葉研究受到重視，條件也好多了，陳椽更集中全部精力潛心于茶業教學和科研，不斷實驗，不斷總結，晝夜伏案地撰寫專著和論文，到1990年8月止，共發表189（部）篇共1000多萬字的論文和著作，為中國茶葉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精神和物質財富。 80年代以來，國外許多學者都慕名前來或寫信向陳椽求教。日本豐茗會理事長松下智專程來合肥拜會陳椽，向他求教制茶起源、飲茶起源等問題。1987年2月，日本研究黑茶專家將積祝子教授也從日本來到合肥參加慶賀陳椽80壽辰大會。她在祝詞中說：“陳椽先生是我的導師，他像慈父一樣，對我循循善誘，進行了多方面的指導。我是一個尚未成熟的研究者，研究還剛開始，主要從事日本黑茶的研究，今后還想繼續在陳椽先生的指導下，從各個角度深入開展研究……。”1987年10月，英國皇家農業中心邀請陳椽參加皇家國際農業展覽會，他雖然因年老不便遠行，但他的幾部著作在展覽會上展出后，同樣產生了極大的反響。此外，他又為在北京召開的由北京市政府、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烹飪協會、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和北京飲食文化國際研討會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飲食文化國際研討會”撰寫了《茶樹起源及其原種》和《十二論茶文化大觀》兩篇論文。所有這些活動均推動了中國與世界的茶葉文化和學術的交流。
為國家培養了幾代茶學科技人才
陳椽自1940年登上大學講壇至今，已經有50個春秋了，目前，他仍以80多歲的高齡風雨無阻的親自到教室給學生講課，在黑板前一站就是兩個鐘頭，大家都為他這種對教育事業火樣般的熱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動。 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幾十年來一絲不茍地對待每一堂課，有時遇到出席重要會議，會議結束后他總是及時地把課補上。他常把學生請到家中，聽取他們對教學的意見，以提高教學質量。他說：“教學、科研是我們大學教師的首要任務，為四化培養人才不提高教學質量是不行的。”《茶葉商品學》從原來的8章增加到14章，就是在接受學生意見的基礎上而增補改寫的。 陳椽善于改革教學方法，積極推行啟發式教育。他要求學生在上課前要預習3次，第一次閱讀全章的內容；第二次找出全章的問題；第三次用紅筆畫出難題，然后思考問題自己解決，如有困難先在同學間切磋，不能解決的問題在上課時請教老師。全國制茶助教進修班和研究生班都是采取的這種教學方法。在每章學習結束后，要求大家寫出讀書報告。這樣做不僅較全面地復習總結了本章的主要內容，而且還鍛煉了大家書面語言的表達能力。同學提交的章節論文短的一二千字，長的1萬多字，他都認真批閱。有的還當面和學生交換意見，或指出不足之處，或表揚學生的獨立見解。他還常常親自指導學生的制茶實習，言傳身教，耐心細致地講解制茶原理，親自指導操作技術，有時為了制好一種茶，要連續操作到深夜，連飯都顧不上吃。 他在教書的同時還重視育人，重視學生的思想教育。他說：“過去那種教書不教人的教育方法害死人，必須徹底改革，我們要培養出合格的高級科學技術人才，教書就得教人。”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對同學熱情幫助，體貼關心，所以經常有不少學生登門求教。他從不以來訪者、來函者身份的高低、年齡的大小而區別對待。有求必應，來者不拒，這是他待人的準則。他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教師和教育工作者，1989年獲全國高等院校教學成果二等獎。 半個多世紀以來，陳椽為國家培養了幾代茶學科技人才。除了2年制的專科生和4年制的本科生外，1980年恢復研究生制度后，又先后招收了制茶、茶機、茶葉檢驗、茶史、茶葉貿易、茶葉市場學等方面的碩士研究生13名。為了加速高校的師資培養，1986年開辦了全國制茶助教進修班，親自編寫教材并講授《制茶技術理論》課程。并多次配合農業部、商業部等單位舉辦全國性制茶技術訓練班，以及通過下場、下鄉舉辦短期學習班等方式，培訓基層技術力量。通過上述多層次的教學方式，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高、中級人才，他的學生中不乏教授、專家及茶葉部門的業務骨干。
論證中國云南是茶樹原產地
20世紀40年代，英、美、日、印度等國某些學者提出“茶樹原產地是在印度阿薩姆，中國茶樹是從那里傳來的”，并說：“中國茶的起源據可靠史料，約在公元350年”，還說：“綠茶含有大量鞣酸，綠茶會把腸胃鞣壞”等等。面對這樣嚴峻的挑戰，陳椽在長期分析研究我國茶業發展歷史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多方查閱國內外有關茶業發展的史料，經過周密考證，以大量事實進一步證實了茶樹的原產地在中國云南，1979年撰寫了《中國云南是茶樹原產地》一文。該論文發表后，日本茶葉專業雜志很快轉載了這篇論文，漢英法農業詞典編輯委員會也以此為據，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一年之后，陳椽又撰寫了《再論茶樹原產地》一文，批評了二元論和“非中心”論者的觀點。日本名城大學農學部研究茶樹起源的專家橋本實來信表示支持陳椽關于茶樹原產地的一元論。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對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確立科學的茶葉分類法
日本人古在油澤于1980年在研究制茶綠變紅時提出“微生物發酵說”，認為茶葉變紅是微生物作用，與工作上一般的發酵相同。之后，又由此演變為全發酵茶、半發酵茶和不發酵茶的茶葉分類法。這種分類法以共性掩蓋個性，氧化作用與呼吸作用混淆不清，是非科學的。陳椽積數十年教學和科研經驗，1979年撰寫了《茶葉分類理論與實踐》一文，以茶葉變色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新的分類法，系統地把茶葉分為綠茶、黃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紅茶六大茶類。這種新的分類法，既體現了茶葉制法的系統性，又體現了茶葉品質的．系統性，以上六類茶類的排列次序，實際上就是各類茶葉葉綠素破壞程度及黃烷醇類變化程度的順序，因此也體現了茶葉主要內含物變化的系統性。這一科學分類法的建立與應用，不僅對我國的茶葉教育、科研及生產流通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迅速傳播到國外，得到了國外學者的高度評價。該論文由法國植物學研究中心梅塔耶（Georges Metailie）博士推薦給他的導師——英國劍橋大學世界著名生物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而李約瑟博士請東方歷史科學圖書館館長米開爾?薩爾特（Michael Salt）翻譯為英文，并發表在法國植物生物史專刊（Journal d' 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ee）上，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日本來函邀請陳椽赴日參加《茶的起源》和《茶葉分類》討論會及講學，1984年和1986年，陳椽的名字和簡歷被英國倫敦皇家朗曼（Longman）集團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