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繁榮，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濟繁榮：泉州港口是當時中國最繁榮的海港之一。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促進了泉州市的經濟繁榮，也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2. 文化交流：泉州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傳到了世界各地，同時也從全球各地引進了許多新興產業、農產品和文化等，增進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 海洋技術的發展：泉州的海商和船工在長期的海上經營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海洋經驗和技術，推動了航海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4. 對中國的外交和政治影響：海上貿易不僅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和商品，還影響了中國的外交和政治格局。泉州的海商和文化人士經常在海外游歷、學習和傳播文化，促進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
總之，在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對中國和世界都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1087年，北宋正式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宋王朝南遷后，福建成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泉州處在南宋海岸線的中心，南可通兩廣，北又近江浙，所以得到了南宋朝廷的各位重視和扶持．中國商船的蹤跡，近至朝鮮、日本，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享有豐厚利潤的海上絲綢之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知，泉州海外貿易獨特發展的歷史條件包括政府設立專門管理機構，經濟重心南移，對外貿易港口，交通便利，海上絲綢之路暢通~
泉州是福建省下轄的一個地級市，又稱鯉城、刺桐城、溫陵，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和臺胞祖籍地。地處福建東南部，與臺灣隔海相望，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泉州港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同時泉州也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有“海濱鄒魯”、“光明之城”的美譽。
泉州歷史文化悠久，構成其人口的主體為古老的中原河洛人，河洛語之一閩南語為泉州的主體語言。西晉年間，中原發生五胡亂華，河洛人衣冠南渡，定居于泉州晉江、洛陽江兩岸，今泉州自此興起。迄今泉州每個家族的姓氏均對應一個或多個郡望堂號，代表了泉州人的古代中原來歷。唐、宋、元朝，泉州逐步發展成為世界大港，在《馬可·波羅游記》里，馬克·波羅認為只有亞歷山大港可以和它相提并論，甚至比亞歷山大港更加宏偉。當地人們普遍信仰宗教，各種宗教的雕像、寺院、教堂林立。古代泉州河洛人民信仰道教，至唐朝時期佛教則更為鼎盛。宋、元時期的泉州，對外貿易發達，因此也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信仰的天主教、景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等，故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稱。五代太守留從效為發展泉州奠定偉大功績；明代時期，泉州著名的古代思想家李贄為延續和創新漢文明矢志不渝；明后時期民族英雄鄭成功為保全漢文明和抵御外侮南征北戰。泉州還是多名杰出海外華人的祖籍地，非常著名的有：菲律賓國父荷西·黎薩，印尼前總統瓦希德。泉州迄今保留著大量的歷史文明，主要的代表有漢族原生態曲藝“南音”、梨園戲、高甲戲、提線木偶、布袋戲等。
泉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經濟開發早在周秦時期古閩越人就已開始。其中儒商文化在泉州經濟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推動泉州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加上泉州人“愛拼才會贏”的拼搏精神使得泉州經濟不斷的發展，并逐漸發展成為福建省的經濟巨頭。
儒商精神這一概念是指一種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獨特的商業人格和行為規范，所謂儒商也就是指作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氣度、儒的道德規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為準則去從商、經商，在商業行為中滲透儒家所倡導和躬行的"仁、義、禮、智、信"。
誠信，是儒家倡導的重要道德規范。儒商的經營原則是“誠篤不欺人亦不疑人欺”，所開辦的商號買賣公道、童叟無欺，獲得了長久而良好的商業信譽。儒商奉行的誠信為本，還表現為守法重約。儒商大多從小就受到“安分守法”的庭訓，有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能夠信守契約和法條的要求與原則。這些理念在今天仍然有其現實意義：現代社會，資訊發達、信息透明、法制健全，無論從商從政還是為人處世，惟有堅持誠實守信、平等待人、彼此無欺，才是長遠制勝之道，才能有效促進人的身心和諧與社會和諧。同時，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法治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除了從制度設計上發揮法律與契約的規范作用，還應強化人們的法律意識與契約意識。
義利，是儒家關注的核心價值命題。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商把“重義”視為經商的重要原則，強調寧舍利取義而不見利忘義。明代一位著名晉商在總結其經商經驗時提出，商人應與士一樣，講究道德修行，做到“利以義制，名以清修”。正確處理義利關系，今天仍然是促進人的身心和諧與社會和諧所必需的。在社會分工與合作十分發達的條件下，人們的社會化程度空前提高，人與人之間具有高度的利益相關性。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社會是一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有機統一體。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互助友愛等，是促進社會和諧與健康發展的“大義”所在。每個人在謀取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必須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并有助于促進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同時是否妨礙他人合法利益的實現；在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應該使前者服從于后者。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和諧社會“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求真而務實的泉州商人，不拘泥于傳統封建理學的言義、言理、不言利的舊觀念，把義與利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們又信奉謀利而不忘義，謀利就是為了義，有了利才能真正實現義。否則，空談義，不謀利，于事無益，于家無補，一切徒勞。泉州商人知書明理，通情達理，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他們為人處世禮讓三先，輕易不與人爭斗，給人以謙恭、儒雅的良好形象。在處理商務活動中，他們以理在先，遵守規矩，守德守義守信。與人相處講道理，明是非，這使得泉州商人在商務活動中，給人以信任感、可靠感，如此便使其生意不斷地做強做大。儒商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也是泉州寶貴的經濟文化的基礎，更是泉州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人文支撐。
說到泉州的歷史與經濟，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歷史。泉州，古稱“刺桐”，作為中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曾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發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時期，刺桐港的海上貿易活動空前繁盛，被馬可-波羅譽為“東方第一大港”。當時的泉州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經濟文化中心。
歷史上，從泉州港口開出的貨船，裝載著絲綢和瓷器等物品前往印度洋沿岸，然后進入波斯灣地區，形成了一條聯接亞、非、歐、美的海上大動脈，一派繁華熱鬧。 頻繁的貿易讓泉州見證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原漢人往泉州的遷移，促進了先進生產工具和造船技術的傳播，也使泉州元宵節泉州游園活與海外地區的海上交通成為可能。唐代中葉，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了絲綢外銷的主要途徑。宋元全盛時期，泉州港更是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同膚色、不同服飾的外國商人和中國商賈，云集在泉州街頭，碼頭上進口的香料、珠寶，出口的絲綢、瓷器，堆積如山，各國的商船以及前來進貢朝廷的諸侯國使者，都集中在這個盛大的海港。北宋末年，官府在泉州設置來遠驛，專門接待來華外國使節。一些外國商人，聚居在泉州城南一帶，形成了“蕃人巷”。元代，泉州是中國最重要的港口。當時與泉州有海上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一百多個，中國和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和歐洲各國的交往相當頻繁。往來的商船為東南亞各國帶去了養蠶取絲的技術、精美的宋瓷和青花瓷，也為中國帶來了東南亞的染料、埃及的歷表、印度的香料，還有藥材、犀角、珠寶、鉆石和許多珍禽異獸。商船來來往往，每次能裝載二三百噸貨物，揚帆出海，十分壯觀。因為擁擠和超載，當時有些運載貨物的商船剛出港口就沉沒了，今天泉州港口附近還有百余只沉船，沉船上有大量宋元明清時期的瓷器。
同其他港口城市一樣，泉州至今還保存著海岸文化交流重鎮的歷史與遺跡，其中包括因港口形成的橋梁建筑，比如中國第一座跨海石橋——洛陽橋。這座橋梁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將生物學和工程學綜合運用的工程，它首創了筏形橋基，并且采用種植牡蠣的方法加固橋基。泉州還有中國古代最長的跨海石橋安平橋，全長2250米，直接從碼頭插入海岸，供人和貨物進出。透過這些橋梁，人們看到了港口昔日的繁榮。古泉州的其他建筑，也體現著中外文化藝術的相互滲透。比如泉州的清凈寺，圓形的穹頂、尖拱形的大門，具有十分濃郁的阿拉伯宗教建筑風格，細部結構卻又有中國古代建筑的特點。各國商客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給泉州留下了豐富的遺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泉州確定為“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和“世界宗教博物館”。
這些宗教遺跡，是泉州發達的海上貿易促成的文化遺存，也與從事航運的人們特有的海神崇拜有關。人們從泉州港口出海時，常在泉州西郊九日山麓的廷福寺舉行祈風儀典，祈禱中外商船都能平安地抵達或歸來。人們同時還拜祭女性海神媽祖。由于泉州港口的地位和影響，泉州迅速成為媽祖信仰的傳播中心，并在華人世界具有廣泛的影響。祈風和拜祭儀式中，人們會在巖石上刻上祈禱的記錄，長時間以來形成了寶貴的祈風遺跡。這些石刻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記載了泉州港同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紅海和東非等地區的海上貿易史及民間友好交往史，是現存中國古代海外交通史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證，堪稱海上絲綢之路的豐碑。
泉州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可上溯至遠古閩越族文化。周秦以后，特別是西晉和唐朝年間，中原漢族大規模南渡入閩，中原文化開始的泉州大地扎根、衍化，土著文化日漸式微，尤其是唐代，泉州港口經濟崛起，逐漸成為閩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
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成為“東方第一大港”，的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于世，與泉州通商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100多個，呈現出“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中原文化蔚為主流，泉州成了“朱子過化之區”。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礎教（包括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隨著經濟文化的交流紛擁泉州。泉州文化也受到這些外來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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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政府鼓勵海外貿易，在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以管理。
在泉州就是設立“泉州市舶司”。
部分遺產點歷史簡介
1、九日山祈風石刻
九日山祈風石刻是一組記載了宋代在泉州負責海外貿易管理的國家專員、地方官以及皇室成員等為海外貿易商舶舉行祈風儀式的摩崖石刻，它與市舶司遺址、德濟門遺址等共同體現了宋代市舶制度下國家力量對海洋貿易的倡導和管控。
這些珍貴的石刻歷史檔案真實記錄了宋代海洋貿易與季風密切關聯的運行周期等歷史信息，反映出海神信仰對貿易活動的精神促進。九日山上現存宋代以來的石刻共78方，其中涉及宋代航海祈風的石刻共計10方，分布于九日山東、西兩峰的崖壁上，東峰2方，西峰8方，最早的為1174年，最晚的為1266年。
其中記載冬季啟航祈風的石刻有6方，記載夏季回航祈風的有3方，還有1方同時記載了一年兩季的祈風。10方碑文中記載的歷次參與祈風活動的市舶司官員共9人，泉州地方軍政要員共58 人，有18人為皇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