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為產業集聚的產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釋
克魯格曼以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假設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簡稱D-S模型①）壟斷競爭模型的基礎上，認為產業集聚是由企業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生產要素移動通過市場傳導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
克魯格曼的產業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實：企業和產業一般傾向于在特定區位空間集中不同群體，不同的相關活動又傾向于集結在不同的地方，空間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與產業專業化有關
這種同時存在的空間產業集聚和區域專業化的現象，是在城市和區域經濟分析中被廣泛接受的報酬遞增原則的基礎
當企業和勞動力集聚在一起以獲得更高的要素回報時，存在本地化的規模報酬遞增為產業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
本地化的規模報酬遞增和空間距離帶來交易成本之間的平衡，被用來解釋現實中觀察到的各種等級化的空間產業格局的發展
克魯格曼（1991）設計了一個模型，假設工業生產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點，而農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在一個區域內，工業生產活動的空間格局演化的最終結果將會是集聚
這從理論上證明了工業活動傾向于空間集聚的一般性趨勢，并闡明由于外在環境的限制，如貿易保護、地理分割等原因，產業區集聚的空間格局可以是多樣的，特殊的歷史事件將會在產業區形成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現實中的產業區的形成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而且產業空間集聚一旦建立起來，就傾向于自我延續下去
克魯格曼的模型為人為的產業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論依據，產業政策有可能成為地方產業集聚誕生和不斷自我強化的促成因素
也就是說，克魯格曼將最初的產業集聚歸于一種歷史的偶然，初始的優勢因路徑依賴而被放大，從而產生鎖定效應，所以集聚的產業和集聚的區位都具有歷史依賴性
克魯格曼將貿易理論和區位理論相結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過嚴密的數學論證從深層次上揭示了產業集聚發生的機制，彌補了馬歇爾和韋伯觀點的不足
但是，他比較強調大型公司的內部增長和組織間能量化的市場聯系，而忽視了公司活動所產生的難以量化的非物質聯系（如信息、技術聯系）和非正式聯系（如人際關系間基于信任的聯系）
克魯格曼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他的理論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然后建立起令人贊嘆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來者的進一步研究。他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更使他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擔任著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買粉絲顧問。1991年，他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的第五人。2008年,克魯格曼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魯格曼是主流經濟學派的衣缽傳人和捍衛者，是薩繆爾森和索羅的愛將（他們三人同處一個辦公套間）。但同時，克魯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鋒，敢于向任何傳統理論開戰。在過去十余年間，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發表文章幾百篇。他的文筆清晰流暢，深入淺出，不僅是專業研究人員的必讀之物，更是普通大眾的良師益友。在公眾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眾經濟學家
1953 年，克魯格曼出生于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在紐約的郊區長大，從約翰·F·肯尼迪高中畢業后，他來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似乎更偏好歷史，經濟學的專業課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歷史課。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魯格曼的一篇關于汽油的價格和消費的文章后，為他對經濟問題的深刻理解所打動，立即邀請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學畢業后，在諾德豪斯的推薦下，克魯格曼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期間，由于個人問題，他的情緒比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后，他奔赴耶魯大學任教去了。
克魯格曼的關鍵思想是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于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應用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口活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場。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并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業及企業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采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二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