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達。海外交通也發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則；二是經營許可證——公驗、公憑的申報，審批及管理手續章程；三是對違禁出口物品的查堵和獎罰規定。此外，市舶法則還包括了一些諸如保護中外商人的合法權益；轉運發賣舶貨；優恤舶商等等方面規定。 朝貢貿易古來有之，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官方對外經濟聯系形式，它肩負政治外交和商品交換的雙重職能。元代由于國力強盛．所以朝資貿易也一度非常興盛。為了加強管理，元政府陸續頒行了一些有關接待貢使、轉運貢品、回賜犒賞等各個環節相適應的朝貢貿易制度。 官本船貿易制度是元代官方控制和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 也是元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最大特色。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治的進一步鞏固，統治者急欲海加經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濟發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
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圣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皇慶(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在元開國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生，出現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海活動見於《大德南海志》，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志。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并述東洋、西洋，并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