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海震旦外國語小學語文(楊絳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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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的簡介

楊絳的簡介

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楊季康, 江蘇無錫人,中國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鍾書夫人。楊絳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由她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到2014年已累計發行70多萬冊。

她早年創作的劇本《稱心如意》,被搬上舞臺長達六十多年,2014年還在公演;楊絳93歲出版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版達一百多萬冊,96歲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102歲出版250萬字的《楊絳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楊絳逝世,享年105歲。

擴展資料

楊絳主要著作譯作

散文類:《 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回憶我的姑母》等)、《雜寫與雜憶》(含《懷念陳衡哲》等 )、《丙午丁未年紀事》、《我們仨》、《我在啟明上學》、《走到人生邊上》

長篇小說《洗澡》;

短篇小說:《璐璐,不用愁!》、《小陽春》、《大笑話》、《玉人》、《我們仨》

譯作類:《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小癩子》、《斐多》

劇本類:《弄真成假》、《稱心如意》、《風絮》

論集類:《春泥集》、《關于小說》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樣的?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他一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于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一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后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一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莊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后,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制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一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后債臺高筑,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茍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于同縣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后,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并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于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于儒林傳、文苑傳、藝文志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贊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咸街十號元發行商店里。曾為主人寫了一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一向是虛懷若谷,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一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一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一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一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丑年同年中舉的關系,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于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制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于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只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后,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一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于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一時之選,學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輩出。如后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于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后,他憤而辭職,以示不愿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后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一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于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一年后,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

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面,形式別致,賀詞亦諧,有人知他主張男女平等,故意在賀宴上說:“倘黃夫人學行高于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學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總是平等。”說得全場無不首肯。

蔡元培離開中西學堂后,仍一心為教育事業奔走。庚子、辛丑之間,亦即1900~1901年,為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范學校,但為地方巨紳及當道所阻而未成功。在這年春,便轉到南洋公學當特班總教習。

上海南洋公學是后來交通大學的前身,成立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分為師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增開一個“特班”,取錄了42位私塾就讀而又有志向西學的秀才、舉人,預定教他們外國語言及經世之學,成績優異者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就是擔任這個特班的總教習。

當時特班的學生都想學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學生選讀政治、法律、外交、財政、經濟、哲學等門類的專業書,要求學生每日撰寫札記。其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一己觀念進之于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為之愛國”。在諸多學生中,他最欣賞邵力子、李叔同、黃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漸活躍。他所從事與新教育相關的有兩件事:一是籌辦“愛國女學校”,一是發起“中國教育會”。

愛國女學校由蔡元培夫人黃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的獨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蔣觀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學生人數僅有十名左右。中國教育會則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葉瀚、蔣觀云、黃宗仰等人共同策劃,由蔡元培任會長,成立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主張革新,因無經濟支持,早期僅從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緒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歲,開始學習拉丁文,天主教徒馬相伯是他的老師。蔡元培認為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文的根本,各國語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曉,則無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還選派了24個學生,和他一齊向馬相伯學習。后來,馬相伯就以這批學生做基礎,創立了震旦學院,也就是震旦大學的由來。

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卻遇上了東京留學界的“成城學校事件”。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學生而設的軍官學校預備班,吳敬恒奉兩廣總督之命,帶領速成師范學生到日本留學,其中9人擬入成城學校,清駐日公使拒絕保送。吳向公使抗議,被召日警驅逐出境。吳敬恒回國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兩人“大談立憲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國教育會同仁發起歡迎大會。會中決議由教育會自設學校,自教子弟,毋須赴日本留學。

于是教育會遂有自辦學校的計劃。

吳敬恒同入南洋公學任教,卻因他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退學事件。同年10月17日,導火線是一個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學生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的資格,相率退學,蔡元培也引咎辭職。而原因是吳敬恒和校方發生沖突,有十數名學生遭開除,吳亦辭去。

這個事件對清末學界的影響無比重大。蔡元培和吳敬恒、章太炎、蔣維喬等,便在中國教育會的二樓成立“愛國學社”,社員55人,都是南洋公學的退學生。

學社社員勸其姊妹就學,自此女校學生漸多。愛國學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幾個具有進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從此與一群熱情奔放的青年學子日夕相處,彼此間互相影響,言論和思想都有了急劇的發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個中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1月間,由于中國教育會的言論十分激烈,引起守舊人士利用《申報》加以譏評。吳敬恒主張在《蘇報》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輪流撰寫文章跟他們對抗。鄒容遺著3月間,章士釗等31名南京陸師學堂學生集體退學,在蔡元培的協助下加入愛國學社。同時,浙江大學堂也爆發學潮,退學生自建“新民塾”,并電請蔡元培和吳敬恒前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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