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大醫院，設備是一流的，醫術也是全國一流的（見多識廣），且看病比較規矩，不會亂用藥，費用不一定比小醫院高，是一個看病放心的醫院。
最近剛同我父親去看過病。
如果還有手術機會建議還是盡早手術。
在肺癌手術治療上全國比較值得推薦的醫院有下面幾家：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胸外科、北京腫瘤醫院胸外科、上海胸科醫院胸外科、華西醫院胸心血管外科、上海瑞金醫院胸外科、北京301醫院胸外科、北京協和醫院胸外科、武漢同濟醫院普胸外科、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胸外科、中山大學腫瘤醫院胸科、天津腫瘤醫院、河南省腫瘤醫院、武漢協和醫院胸外科。
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分級分等
等級醫院管理將醫院分成一、二、三級，一、二級醫院分別分為甲、乙、丙三等，三級醫院分為特、甲、乙、丙四等。
一級醫院：（病床數在100張以內，包括100張。[作者注]下同）是直接向一定人口的社區提供預防，醫療、保健、康復服務的基層醫院、衛生院。
二級醫院：（病床數在101張—500張之間）是向多個社區提供綜合醫療衛生服務和承擔一定教學、科研任務的地區性醫院。
三級醫院：（病床數在501張以上）是向幾個地區提供高水平專科性醫療衛生服務和執行高等教育、科研任務的區域性以上的醫院。企事業單位及集體、個體舉辦的醫院的級別，可比照劃定。（注：實際執行中，一級醫院不分甲、乙、丙三等的。醫院等級的劃分是按醫院的技術力量、管理水平、設備條件、科研能力等按1000分計分而劃分出來的）。
三級甲等醫院
醫院建設成績顯著，科室設置、人員配備、管理水平、技術水平、工作質量和技術設施等，按分等標準綜合考核檢查達900分及以上。
上海的三級甲等醫院有上海三甲大概有37家，上海交大附屬有 11所；復旦附屬有7所；同濟 附屬5所；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4所，二軍大附屬3所。還有其它不屬于這些大學 的三甲 和 部隊醫院等。
（北京軍區總醫院査青山大夫鄭重提醒：因不能面診患者，無法全面了解病情，以上建議僅供參考，具體診療請一定到醫院在醫生指導下進行！）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7月14日），黃家駟出生于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縣城的一個封建的書香門第家庭。
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將反封建思想帶到玉山，黃家駟離開玉山進入南昌小學堂學習。
中華民國十年（1921年）春，順利考入南開中學初中二年級，與曹禺等同窗攻讀。
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他和同學們激于義憤，沖破協和的禁令走上街頭游行示威的行列。
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年），黃家駟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北京協和醫院本科學習。 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獲得燕京大學理科學士學位。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日軍進逼長城古北口，他參加協和醫療隊，奔赴熱河前線。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來滬執教于國立上海醫學院。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擔任上海醫學院主治醫師，同年“八一三”事變發生，他勇挑國立上海醫學院醫療隊副隊長的重任赴無錫籌建傷兵醫院。上海淪陷后，他不甘當亡國奴，毅然暫別妻兒，只身隨上醫內遷昆明、重慶，艱苦辦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晉升為外科講師。1940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官費留美，是20個名額中唯一的醫學專業的留學生。
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年），黃家駟來到美國密執安大學跟隨歐美胸腔外科專門化的創始人約翰·亞歷山大學習。他基礎扎實，在導師指引下較快掌握胸外科技術。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研修胸腔外科，獲美國外科專家和外科學碩士兩項證書，為美國胸腔外科學會創始委員、美國亞歷山大胸腔外科學會會員和國際外科學會會員，名列美國《世界名人錄》。留美期間，他還擔任密執安大學中國留學生會主席，每兩周組織一次中國建設討論會，立志學好本領，報效祖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繼覆滅。他不為美國優裕待遇所動，持美國外科專家和外科學碩士兩個證書回到祖國，決心為開創中國的胸外科事業披荊斬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軍運輸機回國。三天三夜的顛簸飛行，在印度轉機時行李丟失，但完整無缺地帶回整套開展胸外科手術的器械設備。回國任上海醫學院教授。到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醫學院執教，一面在附屬中山醫院和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今華山醫院)從事胸外科的創建工作。不久即開展了肺結核、肺化膿性感染、食管腫瘤和先天性心臟血管畸形等胸外科手術，他還幫助澄衷療養院（現上海市第一肺科醫院）、國防醫學院（現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開展胸外科的業務。當時不少人勸他聯合開業，增加點收入。他笑笑說，“我感興趣的是當一名好教師、當一名好的胸外科醫師”。他利用帶回國的手術器械，較早地在國內開展各種類型的肺切除術、食管切除術、動脈導管結扎術和心包切除術等。 解放后不久，他被評為民主教授，出席陳毅市長召開的座談會，被選為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工會主席和上海市醫務工會副主席。同時被聘為上海醫學院臨時管理委員會委員。
1950年，他出席了全國衛生會議和中華全會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同年冬朝鮮戰爭逼近鴨綠江，他帶頭報名參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醫療手術隊奔赴東北前線，擔任總隊長兼第二大隊大隊長。年底，他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親切接見。
1951年，任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醫療手術總隊長，率320人赴東北治療志愿軍傷員，獲中央領導表揚。他在我國首先報告食管胃頸部吻合術，擴大根治范圍，減低了手術死亡率。 1952年，上海醫學院改組，更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他被任命為副院長兼中山醫院院長。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之外，黃院長始終堅持教學和醫療工作。他分管教學科研工作，積極開展教育改革，吸取蘇聯專家有用的科學管理經驗，進行學科建設，加強基礎理論和臨床應用的科研工作，提倡“三基三嚴”，取得顯著的成績。他不僅在中山醫院和華山醫院建立胸心外科，還幫助原國防醫學院（現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同濟大學醫學院附屬中美醫院、澄衷醫院(現上海結核病防治研究所)開展胸外科工作。他一手創建的胸外科亦發展到96張病床，成為提供醫療服務、開展臨床研究和培養專業人才的重要基地。
1953年， 黃院長針對我國結核病防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肺結核病發病率逐漸下降，肺癌病例相對增多，而肺癌早期易被誤診為肺結核或炎癥。他又著文呼吁重視肺癌早期診斷，并親自開展氣管、支氣管外科手術的動物實驗研究。
1955年，黃家駟應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學部委員。
1956年，黃家駟參加制訂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同年他總結了對肺結核病施行外科瘺陷療法和切除療法l376例的經驗，組織上海市胸腔外科醫師進行學術交流，推廣提高。并上書衛生部，提出對肺癌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倡議聯合上醫、上海第二醫學院和南洋醫院的力量成立上海市胸科醫院.他組建了我國第一所心胸外科專科醫院——上海市胸科醫院，并擔任第一任院長。
1957年，黃家駟組建國內第一所胸腔外科專科醫院——上海市胸科醫院，任院長兼胸外科主任。并組織上海胸腔外科醫師總結千余例肺切除術治療肺結核的臨床經驗，建立肺切除術操作常規，提出對肺癌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倡議。 1958年，調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同時兼任國家科委醫學組副組長、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和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主任委員。黃家駟被調任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除了全面領導醫科院下屬的四所醫院和10多所研究所外，他與一些專家倡議利用醫科院在人才、設備和科研水平上的優勢，創辦一所高層次的醫學院。中央批準了這個建議，任命他為校長籌建中國醫科大學。他以極大的魄力和干勁，依靠全體教職員工，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迎來了第一批8年制醫學生入學。從師資隊伍、設備配備、校園建設到教學計劃、課程設置等，他都親自主持解決。
1960年，他首先研究支氣管成形術和心臟外科體外循環問題，結合當時條件曾對先天性心臟病動脈導管未閉的切斷縫合方法做了改進。這些均對當時我國胸腔外科的發展起到了指導和推動的作用。
1963年，醫科大學教學大樓落成，中國醫科大學己擁有27個教研室、212名專職教師的規模。他把老協和辦學的好經驗基本融會于中國醫科大學教育之中，例如：嚴格錄取，注重學生基礎知識培養、自學和動手能力培養，臨床教學設導師制．重視基本功訓練等，使今天的協和醫科大學成為國內外聞名的一流大學。 粉碎“四人幫”后，他重新投入醫科院和醫大的整頓恢復工作，準備將5個研究所從偏僻山區要遷回，已解散的醫大進行恢復。
1965年，他在協和醫院完成首例針刺麻醉下胸外科手術，接著又完成高難度的針麻下外側切口全肺切除術。此外，他還為各地培養了大批胸外科專業人才，建立和發展了胸外科專業隊伍，為我國胸心外科事業奠定了基石。 1971年，黃家駟遵從周總理的指示，從干校回京參加中國醫學科學院建院以來的工作總結。鑒于教育停頓，人才稀缺的狀況，他冒著“復辟舊協和”“八年制醫大陰魂不散”的罪名向總理提議讓已經分配大西北的醫科大學低年級學生到醫科大學回爐重修，得到總理支持。
1973年—1974年，赴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作報告介紹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成就和現狀。
1976年，他在武漢主持了《外科學》的編審會議。
1977年，周總理逝世一周年，黃家駟含淚將親自完成的270萬字的《外科學》送入出版社，這一板書分為上下兩冊，外科學的知識得到極大的豐富。
1979年，在美國醫學會的第75屆醫學教育會議上，黃家駟榮獲世界杰出醫學教育家榮譽獎，同年回到密執安大學并拜訪了導師亞歷山大教授夫人，接受了其1952年頒發的美國胸外科專家委員會創始委員證書。
1982年，黃家駟由于動脈硬化，下肢缺血，發生間歇性跛行。在檢查醫院醞釀治療方案期間，他一直堅持工作。
1983年，他退居二線，組織編寫了《外科學》的第四版——《黃家駟外科學》。
1984年，他不顧病后體弱，埋頭工作。他主編《外科學》要大量充實內容，再版將成為大型外科參考書。他日以繼夜查閱文獻，先寫成《胸部損傷》一章作為藍本，趕在5月份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召開《外科學》編委會討論第四版的編寫計劃。5月13日他出席了全國政協會議，5月14日主持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理事會，在赴會途中因心臟病復發與世長辭，終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