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合作:貿易關系、潛力及合作模式選擇(農產品貿易視角)》內容簡介：發展中國家農產品貿易并未取得像其工業品那樣迅猛的增長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農業的發展，而這主要是由種類繁多的農產品貿易及非貿易壁壘所導致的。農產品貿易壁壘是致使發展中國家農村發展緩慢、減少貧困計劃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如何通過擴大農產品貿易，刺激農產品出口需求從而拉動農村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通過建立各種優惠的經貿安排，尋求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也已成為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選擇。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要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就必須團結起來，實現南南合作。另外，農產品中有很多產品是工業原料，在我國農業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同時，也應該積極參與區域分工與合作，力圖利用貿易手段解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資源約束。
中國與東盟近年來加快了區域經濟合作步伐。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決定在未來10年內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而在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就正式簽署了《中國一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標志著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進程正式啟動，兩大區域的經貿合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但是，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經濟利益上的沖突集中體現在農產品上。農業和農產品問題，一直是東亞經濟體自由貿易區談判中過不去的坎。但是，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框架下，雙方都把農業確定為五大重點合作的領域之一，農業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始終是中國與東盟開展合作的重點。
中國與東盟同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和層次，因而雙邊貿易關系可能以競爭性為主。但是，對于農業和農產品來說，其生產和貿易結構受氣候影響比較大，中國的國土主要處于溫帶，而東盟國家基本上處于熱帶，這一農業氣候差異導致雙方在資源稟賦方面的差異，從而出現了農產品結構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本文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數和貿易互補性指數驗證了上述的假說，并且列出了中國與東盟現階段處于競爭、互補貿易關系農產品的種類。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產品相似性小于市場相似性，出口產品的差異造成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性為主。另外，中國與東盟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小于各自的總體水平，說明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形式是以資源稟賦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為主，兩者之間的貿易主要是互通有無、互補余缺為主的貿易。
在互補貿易關系的前提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農產品潛力應該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文章利用引力模型估計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流量的決定因素，并且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潛力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已經出現了“過度貿易”，而中國與菲律賓和新加坡農產品貿易仍然表現為“貿易不足”。
另外，在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市場機制條件下，互補的貿易關系應該能夠促使中國對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額朝著穩定和持續增長的方向發展。但是，中國對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額卻沒有呈現預期中的發展趨勢，而是存在很大程度的波動。兩個國家或者區域之間貿易量的波動可以由進口需求效應、結構效應以及競爭力效應三個因素加以解釋。中國和東盟農產品總進口的增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兩者雙邊貿易的波動；另外，從出口結構調整來看，雖然中國調整農產品出口結構以適應進口需求變化的能力得到了較大的提升，但是中國對東盟進口農產品結構變化的反應度要明顯低于東盟國家對中國進口變化的反應程度；從農產品競爭力變化來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初級產品的競爭力正在逐步喪失，而東盟國家在此類產品中仍然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中國農產品比較優勢的下滑直接導致了農產品競爭力的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響了中國出口到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額的增長。為了實證分析三類效應（因素）對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波動的影響程度，本文利用了CMS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對東盟的農產品出口額增長波動主要是受東盟國家進口需求因素的影響；而結構因素是次重要的影響因素。中國從東盟進口農產品金額增長波動也主要受中國進口需求的影響，但是東盟國家的農產品競爭力是影響中國從東盟進口農產品多少的次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雙邊農產品貿易波動主要是受總進口需求的影響。而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告訴我們，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削減關稅，最終實現雙邊的自由貿易將在很大程度上產生貿易創造效應，也即通過促進區域分工與合作，從而對各自總農產品進口需求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而，本文認為：加強農業領域的合作是緩解中國與東盟農產品波動，促進農產品貿易發展的最根本和關鍵的途徑。從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文認為：目前中國政府積極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往來和合作，推進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并且把農業確定為新世紀中國與東盟合作的五大重點領域之一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
區域經濟合作的貿易促進效應直接與合作各方的貿易互補程度成反比，而和貿易保護程度成正比。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性為主，而且兩者之間現有的農產品貿易保護程度很低，因此，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農產品貿易創造效應不是很明顯，從這一點考慮把農業高保護程度的日本和韓國排除在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東亞自由貿易區所應該有的對農產品的貿易促進效應。排除了亞洲發達國家——日本和韓國而建立起來的區域一體化組織對經濟和貿易的促進作用不是很明顯，也就是說存在理論上的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缺陷。因此，本文積極主張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同時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也即“10+3”模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現在的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10+1”模式。
最后，基于中國與東盟的具體情況，本文提出了三個可能的合作的領域：糧食生產與貿易、熱帶農業產業合作以及農業領域的投資合作。在新形勢下，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主要靠市場的方法，加大糧食的進口比例和幅度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之一。東盟國家是比較可靠的糧食進口來源地。
一、形成經濟共同體，促進東南亞的穩定繁榮
二、謀求在東南亞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并通過領導地位的奠定，尋求政治領袖地位
三、規劃戰略布局，對抗印度的潛在威脅
詳細來說：
一、從中國方面分析從中國方面分析從中國方面分析從中國方面分析：推動與東盟的全面經濟合作對我國維持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是很重要的，而且這種努力的前景令人鼓舞。 中國目前5.88萬億美元的GDP在全球近150萬億的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仍很低，這決定了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仍需要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來提高我們的國家實力。而相對較低的人均GDP使內需無法在短期內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這意味著目前經濟增長依賴貿易和投資的格局會繼續維持。從過去幾年的情況看，中國出口嚴重依賴美、日、歐市場已經開始暴露出一些問題。培育東盟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就顯出了一定的戰略意義。 從過去十多年雙方經貿的發展來看，合作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說明雙方的合作還是有充分的機會“把蛋糕做大”，從而能夠使雙方從合作中獲益。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東盟經濟的發展對我國來說與自身發展變得同樣重要。亞洲金融危機使東盟國家陷入嚴重衰退，我們也同樣承受了相當大的困難。危機說明我們不僅要同周邊國家加強合作，而且要通過合作使他們獲得發展。穩定的周邊是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重要保證，只有這樣才可以使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的發展。 另外，中國當下東西部差距不斷擴大，廣大西部地區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中國加強與東盟的合作，必然造就西部一大批的對外貿易城市，從而拉動整個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實現我國經濟的平衡前進。
二、從東南亞方面分析從東南亞方面分析從東南亞方面分析從東南亞方面分析：推動東南亞合作符合這一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盡管目前在合作中還存在很多困難和障礙，但基本沒有哪個國家會否定東南亞合作將會發揮的作用。中國東盟全面合作關系、特別是自貿區建設一方面是中國在推動區域合作上的一次機制創新，通過中國東盟“10+1”關系的發展來推動另外兩個“10+1”及整個東亞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這種努力看作是“10+3”面臨僵局的情況下，中國推動地區合作的最現實的選擇。但從中國的實際行動看，中國在推動東亞合作上采取的是多渠道立場。 很顯然，中國仍然支持以“10+3”這一機制作為推動東亞合作的主要機制。目前，關于東亞合作討論較多的是將“10+3”領導人會議發展成為東亞峰會，以及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此次會議前一周，中國剛剛牽頭在北京成立了旨在為東亞合作提供智力支持的、由“10+3”各國智庫組成的“東亞思想庫網絡（NEAT）”，這次會議上，總理又提出啟動東亞自由貿易區可行性研究的倡議，表明了中國以“10+3”推動合作的態度。 同時，中國希望通過推動與東盟的雙邊關系來帶動整個東亞合作：事實上，中國自從宣布與東盟建立自貿區開始，已經對另外兩個“10+1”的進展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此次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及與東盟確立戰略伙伴關系，其促進效應也將同樣明顯。目前日本已經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并確定了聯盟關系。如果韓國也加入條約并進而與東盟確立戰略伙伴關系，則一方面“10+1”合作得到全面提升，將直接有利于東亞合作；另一方面東盟將通過《條約》的作用在中、日、韓之間發揮橋梁作用，使中、日、韓三方的政治合作取得突破，這對未來東亞合作無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三、從綜合戰略的綜合戰略的綜合戰略的綜合戰略的方面分析方面分析方面分析方面分析：國際關系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大國之間的戰略互動關系。因此，考慮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關系就必須將美國因素納入進來，雙方的合作實際上是一種三方博弈。很顯然，在兩個大國之間搞平衡的東盟至少在短期內無法獲得與另兩方同等的地位，對它來說，在這一時期能合理利用中美兩國的爭斗所給自己帶來的有利條件，促進國名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是東南亞各國的最大成功。 東亞地區歷來是我國重要的利益所在。但在1991年以前，當時的國際關系及東盟特殊的地緣政治優勢使其成為中美關系中一顆重要的棋子，東盟在當時是明確站在美國一邊的。冷戰后美國與東盟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東盟國家對于美國不再慷慨給其市場的抱怨就意味著我國改變東亞地區政治經濟格局的機會的出現。中國東盟的經濟合作在這一層面上就成為中國東南亞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 加強中國和盟的合作，符合時代區域合作浪潮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利用雙方的優勢來推動整個東亞地區的發展，實現資源在整個東亞地區的優化配置。同時，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可以有力抵制外來力量的干涉，讓我們東亞人來住到我們自己的命運，實現東亞地區的長久和平。 目前，中國與東盟已經邁進到戰略伙伴關系這一層次，這一戰略的目的已經初步顯現。相信隨著雙方政治、經濟、安全合作向全方位的展開，中國東盟合作在維護我國東亞利益方面的作用還會得到加強。 鑒于此，在當下中國和東盟之間在南海問題上應該保持足夠的冷靜和克制，關注雙方的長遠利益，關注地區的共同利益，關注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加強雙方的互信和合作，共同探索一條自主的和平的共贏的道路以解決雙方之間現在所存在的領土爭端，貿易摩擦等方面的問題，以維護雙方的共同利益。
自1997年中國與東盟確立21世紀睦鄰互信伙伴關系以來，雙方的合作日益緊密。2003年11月18～11月23日，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訪問中國。吳作棟認為，中國領導人了解許多國家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