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5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表示，中國已成為一個經濟上強勁、政治上自信的國家。他特別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國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對華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爾茨這一表態？為什么說一些人鼓噪的對華“脫鉤”和對華“經濟依賴”實屬偽命題？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的政府首腦，朔爾茨又為何堅決反對“脫鉤”？
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李遠和德國法蘭克福金融管理學院中德金融經濟中心主任、經濟學教授霍斯特·勒歇爾展開對話。
霍斯特·勒歇爾指出，德國總理朔爾茨反對任何形式的德中、歐中“脫鉤”，他不久前訪華“是一個好兆頭”。
▲由徐州開往德國漢堡的中歐班列在徐州鐵路銅山貨場整裝待發。圖/新華社
李遠分析，“脫鉤”和“對華依賴”被用作西方對華進行限制與遏制的政治說辭，反映了德國部分政客對中國不信任，甚至對中國的投資存在一定的歧視。他提醒，應當警惕這種主張通過西方媒體的夸大，形成輿論導向，進而誤導部分國家的對華政策。他強調，對兩國來說，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維護持久緊密的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二十大后首位歐洲領導人訪華，為何意義特殊？
中新社記者：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有何特殊意義？
霍斯特·勒歇爾：這是朔爾茨總理非常重要的一次訪問。他非常支持中德之間的商業和貿易往來。朔爾茨總理反對任何形式的中德以及中歐“脫鉤”。最重要的是，距離上次國外領導人訪華，并與中國政府對話已經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在眼下的困難時期，這是一個好兆頭。
李遠：近年來，美國一直試圖向歐洲盟國施加壓力，敵對中國，甚至同中國“脫鉤”，這很可能會讓世界再次分裂。中德都是冷戰受害國，因此，兩國都盡可能在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原則上，防止世界分裂。朔爾茨總理的訪華之行能幫助歐洲各國追求相對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德競合創新可實現共贏
中新社記者：過去50年來，中德合作給彼此和世界帶來諸多益處。而如今，德國媒體總是強調來自中國的競爭。中德企業還能保持雙贏局面嗎？還是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霍斯特·勒歇爾：過去5到10年以來，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這與中國的崛起和中國企業更強的競爭力有很大的關系。在最開始的二三十年間，德國公司在中國雇傭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來生產產品，再出口到世界各國。這種簡單的商業模式利好在華德企。
李遠：50年前，中德兩國打破冷戰的鐵幕，克服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建立了外交關系，這對打造多極化世界秩序至關重要。事實證明，中德關系成果頗豐并會一直給兩國人民帶來福利。中德雙邊貿易額從1972年的不到3億歐元到2021年超過2300億歐元，中國已經連續六年成為德國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而德國已經連續47年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
如今，無論是德國制造還是中國制造，都給消費者提供了高品質的商品，同時也提供了投資機會和大量工作崗位。過去50年間，秉持互相尊重的精神，中德為不同社會制度、文化、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提供了典范。此外，兩國都強烈支持多邊主義，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通過合作，兩國可以幫助世界找到和平發展、互利合作的道路。
“一帶一路”可為中德合作帶來更大機遇
中新社記者：2023年將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第10個年頭，如何看待其未來的發展？
李遠：經過9年的快速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范圍內廣受歡迎，并已成為全球最大、范圍最廣的國際合作平臺。“一帶一路”在促進包容性增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可為中德合作帶來巨大機遇。
2011年開通的首條中歐國際班列，連接了中國城市重慶和德國城市杜伊斯堡。我曾在杜伊斯堡生活過7年多，并開展了多個研究項目。我們發現中歐國際班列對當地發展，特別是對經貿發展方面有著積極影響。此外，鐵路還對周邊地區有積極的溢出效應。我堅信“一帶一路”倡議未來將為擴大歐亞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和聯動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
霍斯特·勒歇爾：杜伊斯堡地處德國西部，是德國的煤炭和鋼鐵工業重鎮，后來由于德國經濟經歷結構性變革，不再發展煤炭業和鋼鐵業，這座城市受到了極大打擊。杜伊斯堡的人們不得不去另尋謀生出路。而德中的這種聯系，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體現，也很大程度上幫助杜伊斯堡重新穩定經濟，杜伊斯堡現在的發展確實非常好。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對杜伊斯堡周邊區域也有著積極的影響。
中國崛起為何不是孤立中國的理由？
中新社記者：近段時間，一些德國政客反復警告德企要降低對華依賴。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稱，所謂“對華依賴”，這就是個偽命題。因為合作從來都是互利的，依存從來都是相互的。應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脫鉤”是否同樣是個偽命題？
李遠：“脫鉤”和“對華依賴”被用作西方對華進行限制與遏制的政治說辭，反映了德國部分政客對中國不信任，甚至對中國的投資存在一定的歧視。要警惕這種主張通過西方媒體的夸大，形成輿論導向，進而誤導部分國家的對華政策。
中德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中德經貿合作具有廣闊的前景和巨大的潛力，在經貿合作紐帶的作用下，中德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愈發緊密的關系。在上世紀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實力還不那么強大之時，西方國家對與快速發展的中國擴大經貿關系感到高興，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也一直都在鼓吹國際貿易的好處。比如國際貿易會使所有貿易國的絕對收益增加，也會加深各國的相互依賴程度，提高沖突的機會成本，進而可以促進和平。
中新社記者：朔爾茨日前撰文表示，中國已成為一個經濟上強勁、政治上自信的國家。他特別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國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對華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爾茨的這一表態？
李遠：對部分鼓吹“脫鉤”和“降低對華依賴”的德國政客來說，“同情”一個“弱中國”容易，但他們更應該做的是學會與一個“強中國”打交道。遇到問題需要相互尊重、對話協商，更需要推進更深層和務實的合作，在合作中擴大共同利益，在發展中破解難題。
中新社記者：中國喜歡用“務實”來形容德國的政治風格。怎樣的雙邊關系才最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李遠：理性是德國人的美德。政治家是理性的，默克爾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很務實。德國應該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系，因為德國經濟以出口為導向，海外市場是德國產品的最大市場。中德有許多共同利益。因此，中國的增長應該被視為機遇而不是挑戰。但也請注意，中德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對于德國來說，要真正了解中國，并非易事。
如今，人們應該承認并擁抱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多樣性。中德共同面臨著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經濟和世界長期和平等諸多全球挑戰。我們需要對雙方的分歧持開放態度，建立信任并相互合作，以解決這些共同挑戰。
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和對策
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貿易不平衡成為一種常態，各國能夠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實現相對平衡。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較高，基本特征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逆差。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體系的快速變革中，雖然過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體系放大了中美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較嚴重的不平衡。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一、從全球化看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絕對平衡的，即使經濟全球化對各國貿易流量分布有某種均衡效應，也不可能形成各國同時滿意的絕對平衡格局，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從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國家貨物進出口貿易增長5.8倍，各年逆差呈現逐漸增加趨勢，總額從756.5億美元增加到3600億美元。這說明，全球化并沒有停止國際貿易的不平衡趨勢。
全球化既使貨物貿易流量快速增長，也使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隨著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在產業發展中，依賴土地、地礦和能源資源的農業和工業所占比重逐漸下降，依賴知識、技能和其他勞動服務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的重新調整，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由單向(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向雙向(資本既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又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襲傳統的貿易思維，不能只看貨物貿易流量的變化，還要看服務和資本貿易流量的變化。
中國“入世”以來，中美之間的總體貿易格局一直表現為“交互逆差”或“交互順差”。就是說，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單純的順差，也不是單純的逆差，而是既有順差又有逆差。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在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方面，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
去年，美國對華的貨物貿易逆差按美方口徑為2325億美元。在這個數字中，實際上有大約60%是由美國公司或其他第三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加工出口的產品,這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獲取利潤的載體。如果將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實際逆差就只有1000多億美元。如果將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考慮進來,近幾年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實際上明顯低于美國媒體宣傳的數字。
隨著“入世”過渡期結束，今年以來中國不僅擴大了工農業等實體性產業的市場開放，外商在這些領域的股權投資門檻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險、科技信息、公用事業(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比如允許外商以QFII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在內的銀行業務，允許外商投資交通設施和公用事業等等。預計今年美國對華的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的順差將會顯著增加，從而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也會明顯減少。
二、中國貿易快速增長:誰是貢獻者？誰是受益者？
中國近30年對外貨物貿易增長經歷了從逆差到順差的周期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億美元貿易逆差。這個階段快速進行進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換取價格高昂的制造技術和設備。隨著進口替代帶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逐步改善，貿易體制改革增加外貿活力，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促使進出口貿易出現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換。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引擎。近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8%，占世界貿易比重從3.6%提高到7.7%。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歐、美、日等主要貿易伙伴獲得了類似于上個世紀60年代“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占世界貨物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