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發已成為全民焦慮。而越來越擁擠的植發領域，同質化、低門檻的技術、持續被擠壓的利潤搭配居高不下的廣告投入，想做好“頭”等大事并沒有那么容易
文 |《財經》記者 信娜 編輯 | 王小
隨著年齡增長，頭發在變少，發際線變高，好像要禿了，脫發讓成年人焦慮。
這種情況可能是種錯覺，但也會是事實。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數據顯示，平均每6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脫發。也就是說，超過2億中國人有脫發煩惱。
龐大的少發群體，使得植發行業迅速擴張，成為新興的百億市場。
可隨之而來的是，激烈的價格競爭和居高不下的品牌投入。由于行業技術門檻低、服務項目同質化，加上逐漸擁擠的競爭機構，整個植發行業的暴利時代草草結束了。
一位業內人士向《財經》記者分析，一個百億元量級的產業，廣告投入快占到10多億元，“有些機構的獲客成本甚至抬高到了萬元，整個產業處在一個虛火比較盛的階段”。
脫發年輕化蔣文杰調侃自己好像成了“網紅”。作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外科醫院毛發移植中心的主任，這半年他已接受過六次采訪。
2019年2月26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化妝品評價中心招募防脫育發液試用志愿者，這條例行發布的信息不到一天，便有8000人報名。三天內，報名人數超過2萬。一次常規動作因為沾上“脫發”變得非同凡響。該中心負責人李利難掩意外，她告訴《財經》記者，這只是一次例行信息發布，一般每年都會招募，測試防脫液的安全性。
脫發于人類而言，算是普通的身體現象，并不是一種新近的概念。但頭發變少，正在變成一種危險的信號。耶魯大學教授庫爾特·斯坦恩在其著作《頭發：一部趣味人類史》中這樣描述，生長旺盛的頭發會傳遞出身體健康、魅力十足和性能力強的信號。
掉落的頭發，意味著身體最具象征與表現的部分在流逝，焦慮隨之倍增。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艾瑪·塔洛說，“頭發沒了，我們身上的某種氣質或許就會遭遇社會性死亡，大家可能會感到羞恥、尷尬、失去自信甚至過度自卑。”
這種因脫發引發的情緒會像藤蔓包裹全身。
演員徐崢曾談到自己20歲就開始脫發的痛苦，“45歲以后開始禿頂，你仍然是一位優雅的男士，你禿得名正言順、理直氣壯。但是你20歲就開始禿頂，你就是一個鬼鬼祟祟的小人，你做所有的治療都是一個笑話。”
脫發的原因有兩種——生理性和病理性。前者如產后、老年性及季節性脫發，均屬于正常生理現象。病理性脫發，則由于毛囊或頭發異常、過度脫落，出現發量明顯減少或斑狀脫發。
現實是，脫發人群的年齡范圍在提前并擴大。蔣文杰稱，接診中，最年輕的患者甚至不到20歲。
這其中，大學生群體尤為嚴重。中國青年網校園通訊社對全國643所大學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顯示，超五成大學生有脫發困擾，半數學生在大學期間開始脫發，超七成學生處于輕微脫發狀態。
一個名為《我在清華掉頭發》的校園調查，兩年前曾在網絡走紅。發布在買粉絲買粉絲上不到三天，就收到將近5000份問卷。約20%的學生曾被人說發際線變高，60%左右的同學感覺自己在不同程度掉發。學生自我評價認為，最容易脫發的院系分別是計算機系、建筑學院和數學系。
這次脫發調查的負責人徐亦鳴對當時引起的巨大反響仍覺意外，“想到這個話題會受到歡迎，但沒想到反響那么強烈。”她對《財經》記者說，這份校園脫發調查還登上熱搜。在一些請教如何“防止脫發”的話題下，留言氛圍頗為嚴肅。
脫發問題越來越年輕化與日常生活難分難解。蔣文杰分析，現代社會人們精神壓力大，常熬夜，不規律飲食，都會加重脫發。
而隨著年輕人對自己身體的持續關切，脫發不僅成了一個嚴肅的話題，還衍生出一個熱門的產業。雍禾植發創始人張玉指出，現在來機構做植發的主要人群集中在25歲到40歲。
“一勞永逸”的改變“我想要改變。”
大學剛畢業五年的王木，在工作中需要與人不斷打交道。當發際線后退時，他開始修飾照片，讓發際線看起來“正常”些。閑聊中，他會突然提問，“這幾天我的頭發有沒有更禿？”
當王木的發際線無法挽回地退成M型時，2018年5月，王木決定改變自己，去植發。“這能從根本上改變我現在的情況。”他對《財經》記者說。
人的發量會不斷減少，脫發不可逆轉。從理論上來說，人每天脫發超過100根就需要就醫。蔣文杰告訴《財經》記者，平時在生活中，如果捋頭發或者洗頭時，掉下來一把頭發，需要去醫院就診。
最常見的是脂溢性脫發，也叫雄激素源性脫發。醫學研究已表明，這類脫發與男人標志性激素有關，即雄激素相關的二氫睪酮。二氫睪酮升高后，攻擊毛囊導致其萎縮，頭發生長期縮短。細軟的頭發節節敗退，在頭頂形成尷尬的“地中海”，亦或發際線頻繁后移。
還有斑禿，作為一種非瘢痕性脫發，至今病因不明。不過，由于斑禿發病有時會與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白癜風、特應性皮炎等相連，有研究認為，斑禿的發生可能存在自身免疫的發病機制。
女性脫發也和激素有關。如果體內雌激素分泌不足，雄激素偏高，脆弱的毛囊就只會帶來稀疏的頭發。
王木去植發機構買粉絲時，醫生先給他進行檢查。如果脫發后毛囊仍有活性，意味著頭發還有生長的可能，這個時候可以選擇藥物輔助治療。如果脫發區毛囊已完全失去活性，才考慮手術。
并非每一個人都適宜做植發手術。蔣文杰說，如果植發時頭發脫落頻繁，新植的頭發雖然濃密，但毛發脫落的趨勢仍在繼續。這樣，會在新植的頭發與原生發之間出現縫隙，造成“前濃后禿”。
王木回憶起植發過程，稱那是一個漫長而美好的下午。持續將近5個小時的手術中，醫生為他種了2300個單位的毛囊。
局部麻醉后，兩名工作人員分別手持植發針，把王木后枕部的毛囊一一鉆出，擺在一旁的托盤里。兩個多小時后，這些毛囊被種到了需要的地方。針頭與頭皮接觸的瞬間，有一種被叮咬的感覺。在這兩三秒短促的來回中，王木已經開始想象，這些光禿禿的地方最終會長出頭發。
植發，這是一種原理并不復雜的手術。從不脫發區，也就是人的后腦勺區，取出健康毛囊，將其移植到脫發區。蔣文杰將其比喻為“種田”，種植下健康的毛囊，希冀能重新長出頭發。
國際通行的植發手術只有兩種，切頭皮條技術（FUT）和毛囊單位提取術（FUE）。前者需在腦后切一個1厘米到1.5厘米寬的頭皮條，分離其中的毛囊單位后，再重新種植。后者需先局部剃頭，再用直徑1毫米的電鉆頭將毛囊單位接連鉆取，經簡單修剪分離后移植即可。
植發技術是1939年，日本一位皮膚病專家奧田章司偶然發現的。他在幫平民治療戰爭中頭皮燒傷時，發現移植的頭皮可以繼續長出頭發。1959年，美國皮膚科醫生Norman Orentreich提出“后枕部是植發優勢供區”的概念，但直到過了近40年，美國外科醫生William Rassman與同事才確立了FUT，即“切頭皮條”的毛發移植技術。2002年后，毛囊提取技術被發明。
這兩種手術均會留下瘢痕，無法避免，好在痕跡較小，可用頭發遮擋。蔣文杰對《財經》記者分析，“兩種手術各有優缺點，不能互相取代。”如由于頭發生長的角度和內部毛囊角度不完全一致，用FUE方法取毛囊時，如果把控不好方向和深淺，會截斷毛囊，影響最終成活率。
不過，在實際操作中，因FUE手術操作更便捷，已成為大多數植發機構所提供的手術項目。
不論操作方式如何簡化，植發仍屬于整形外科手術范疇，需由正規醫療機構的執業醫師才可操作。蔣文杰向《財經》記者提示了手術的風險，人的毛囊不能再生。如果醫生對頭部神經和血管不夠了解，也許會造成毛囊的永久損傷。
手術效果也有一定的滯后性。蔣文杰對《財經》記者說，以雄激素性脫發為例，接受手術約九個月后，才能判斷毛囊是否接種成功。新區域成活的毛囊會保持原有的生理特性，以正常的毛發周期生長。
王木做的正是FUE手術。接診的醫生告訴他，植發約一年，后退的發際線會恢復，額頭的發量也會重新變濃密。手術后的幾乎每個早晨，王木都會站在鏡子前打量自己。半年后，新植的毛囊開始冒出頭發。今年，他特地換了一個發型，大方地露出了自己的額頭，他覺得自己終于做回“正常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