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1840年鴉片戰爭前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
歷史沿革 中國的海外貿易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系。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頗為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來華達13次以上,往返均攜帶大批商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繁榮。據南宋寶慶元年(1225)趙汝適《諸番志》記載，宋代與50～60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據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海上貿易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海域。
明代，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自1405～1433年，鄭和（1371～1435）七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朝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是為了促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為了彼此學習彼此借鑒，是友好的對外交流
而西方新航路的開辟是為了對外殖民擴張，是一種殖民侵略的手段，兩者是恰恰相反的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中國古代統治者進行海外貿易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夸示于海外
古代中國朝貢貿易是政府行為，是不計利益的貿易行為，目的是宣揚國威，滿足皇室對奢侈品的需求，加強與海外各國的聯系，而其主要目的是宣揚國威，加強與海外各國的聯系
新航路和新大陸發現后，西歐以殖民主義的擴張，力圖奪得世界的經濟霸權。當時古老的中國也面臨著西方的挑戰。但是，迎戰的不是政府，而是受專制政府統治的東南沿海的商民。他們沖破政府的禁令，在遠東和東南亞，從過去與各地各階層人們的和平交易，轉而與東漸的西方殖民主義者進行激烈的商戰。當時西方商人處于劣勢，還不能拿出多少受東方歡迎的貨物，直到17 世紀，東方貿易主動權實際上操在亞洲人的手中。
英國史學家霍爾評論說：“無論在哪里，只要競爭比較公平，亞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總可以維持他們的地位。只有能夠訴諸武力的地方，例如香料群島，荷蘭人才能勝過亞洲商人。但是，甚至在這種情況下，荷蘭人也無法把亞洲人從這個范圍趕走，而只得與他們達成妥協辦法。”在亞洲商人中，以中國商人的勢力最強，論商品之多，無人能及，絲綢、瓷器、茶葉等物，大量向世界各地暢銷，荷蘭東印度公司竭盡在亞洲的全部資本，也只能購買中國輸出商品的六分之一。論資本之雄厚，在遠東或南洋都有擁資巨萬的中國海商。如握有百萬財富的王直，貿易于南洋、日本。經常往來于福建與巴達唯亞之間的王三（WangSan，譯音），擁有資本不下二三十萬里亞爾，相當于荷蘭東印度公司全部資本的十分之一。至于受中國豪門勢要支持的海商，其資本無法估算。中國僑商壟斷了爪哇的胡椒貿易，經馬尼拉而影響到西屬拉美市場和金融。論海運能力，中國能建造二桅以上（大者5 ～9 桅）的遠洋大船，而載重600 ～800 噸的帆船，多不勝數，頻繁航行于東南海上，西方商人也多租用。“自馬來半島變為原料的來源后，西班牙殖民者同所有東方國家的貿易，都是由中國船運輸”。中國商人在海上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如王直集團），可對付任何來自海上的襲擊和劫掠。
以上這些，都是當時中國海外貿易大有作為的有利條件，足以遏止西方殖民勢力的擴張，保持中國在遠東和東南亞海上貿易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