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
從唐朝的“旅館貿易”到宋朝的“唐房貿易”的變化。唐朝在當時以其燦爛的文化以及先進的政治制度吸引了周邊各國來唐朝觀光旅游，為此帶動了旅游消費和商業發展。宋朝時盡管官方設置專門的“唐房”來促進對外經濟的發展和大力支持民間經濟發展同樣亦是為了維護好自身的政治利益。
變化原因：
北宋建立以后新政權把商業提高到相當重要的地位，官方不再像歷代王朝那樣歧視商人而且頒布政策保護商人的利益，嚴禁各級官吏對商人進行橫征暴斂。
在政治上為了維穩，在經濟上政府就更加重視商業和海外貿易的發展。比如歷朝的商人是被嚴令禁止當官的但在南宋，政府對在海外貿易中為國家稅收做出重大貢獻的商人可以以“補授官職”的方式賞賜他們。
擴展資料：
唐朝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盛大的封建王朝，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線使之成為當時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的中心。隨著其封建經濟的繁榮發展，農業以及手工業產品的大量增加為唐朝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作為一個開放型的王朝，亞洲各國的使節商旅也是與唐代統治者們往來不絕，使得這個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都有很多建樹，文化經濟貿易更是盛極一時。此外，這個時期誕生的對外貿易法律規范與政策等也是促進了中國唐后多個朝代與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
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自開始經濟漸漸繁榮,與全國各地發生了廣泛的經濟文化聯系,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中唐以后,江南幾乎成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在全國財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唐代以前江南經濟的開發唐五代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得益于秦漢、六朝以來經濟開發的成果,是以秦漢、六朝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基礎的
兩漢以后,江南成了頗具特色的經濟區,在農業、手工業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漢代江南農業耕作中已普遍使用了鐵器、牛耕,日漸重視興修水利,農業生產區不斷擴大。江南地區以種植水稻為主,糧食儲備也已增多。安帝永初元年,揚州下轄的丹陽、吳郡等五郡已向缺糧的東郡、濟陰等地調米,說明江南農業生產已有相當實力。就手工業而言,江南的陶瓷、采礦、造船、漆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績,江南的一些手工業產品在技術上或藝術風格上,都逐漸接近甚至優于北方
六朝時期,南方人口急劇增加,大量土地得到開墾,農田水利事業蓬勃興起,尤其以寧紹平原的北部和太湖流域的西部發展最為迅速。寧紹平原的水利工程主要在山陰和會稽地區,鏡湖是最大的蓄洪灌溉工程；西起西陵東南經會稽郡城抵曹娥江邊的浙東漕渠的開鑿,既擴大了灌溉面積,也有利于對鏡湖水位的調節。太湖流域的主要水利工程有曲阿的練塘、新豐塘、吳塘、莞塘、單塘、南北謝塘,建業的赤山塘,余杭縣的南湖,烏程縣的吳興塘、青塘、謝塘、官瀆,長興縣的西湖、獲塘,武康縣的五官瀆、鄱陽汀,長城縣的孫塘、富陂。大量水利工程的興建,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潛力。如梁大同六年,將海虞縣改為常熟縣,其原因是高鄉瀕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資灌溉,而旱無憂；低鄉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澇亦不為患,以故歲常熟,而縣以名焉。丹陽湖地區東漢以后成為南來人口的聚集區,得到了大規模的開發。南齊建元二年,蕭子良以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上表建議修治塘遏,加以墾殖。至陳朝,姑熟地區已是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
大量水利工程的興修,使六朝江南稻作農業擺脫了傳統的火耕水耨的粗放狀態,轉向水田之利由人,人力茍修,則地利可盡的集約經營,單位面積產量不斷提高。在農作物種植方面,傳統的糧食作物是單一的水稻,這時一方面大力發展水稻生產,另一方面同時引進和播種北方旱地作物,并漸漸地向稻麥輪作連種制過渡。南方原來一年一熟水稻,此時由于北方大量流民的到來,政府大力推廣麥類作物的種植,產生了稻麥輪作的需要。在具體耕作技術上,已經出現了除草、施肥等田間管理的手段。北方人民的南遷,為南方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南方政府為發展生產,十分重視牛耕的推廣,出現了犁耕鋤耕相結合的耕作方式。梁吳興太守蕭琛等曾有禁殺耕牛的舉措。在土壤耕作技術、栽培管理技術、良種繁育等方面,較前代有明顯的提高
六朝手工業的進步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手工業與北方之間的差距在逐漸縮小。江南初步形成了冶煉、造船、制瓷、紡織、制鹽、造紙、制茶等幾大手工業部門,已從單純的原料型產業向制造型產業發展。東吳十分重視礦冶業,史稱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丞。東晉時,剡縣、吳縣、溧水、永世、銅陵等縣都產銅、鐵,主要供應政府東、西二冶,產品有錢幣、兵器、農具、佛像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技術上已出現了灌鋼冶煉法用以生產農具。造船業是重要的生產部門之一,江南的造船業不但具有相當的規模,而且技術上不斷有所突破,能生產裝載二萬斛以上的大船。南史·張融傳談到吳郡大族張融曾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風,終無懼色。能在海上進行遠航,乘坐的應是較有技術含量的船只
江南地區歷來盛產葛布和苧布,謝承后漢書云：吳郡本不獻越布,陸閎美容儀,常衣越布單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獻越布,由此始也。布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絲織業東吳以前比較落后,但發展較快,東吳曾從各地征調了數以千計的熟練手工工人充實到建業的官營作坊。晉末桓玄執政時,太尉主簿孔琳之曾談到當時軍府競相收購絲織品,使絹的價格翻了一倍,其原因是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于斯。東晉義熙間,劉裕攻破長安后,將關中手工業作坊中的工人南遷,在建康城南設立錦署。至南朝,絲織業在規模和技術上的發展尤為明顯,政府已將調絹作為正常的賦稅收入
造紙業在會稽、余杭、建康等地蓬勃興起,會稽的藤紙和建康的銀光紙都是當時的上等紙。瓷器生產獲得初步發展,東漢時上虞、寧波、慈溪、永嘉等地已建立制瓷作坊,能燒出青瓷和黑瓷兩種產品。至六朝,在今浙江北部、中部和東南部廣大地區都有窯場。曹娥江兩岸已是重要的生產中心,紹興、余姚、鄞縣、奉化、蕭山、余杭、湖州等地都已有西晉至南朝越窯的窯址。宜興均山的青瓷吸收了早期越窯的技術,產品別具一格。六朝時已基本形成了越、甌、婺、德清四個窯系,產品遠銷全國各地。沿海地區的食鹽生產初具規模,已分海濱,鹽田相望,吳煮為鹽,即此典之。在南沙、鹽官、海鹽等縣設置了鹽署、鹽官等以監督生產。如吳國在海鹽曾置海鹽司鹽校尉以典煮鹽事。此外,如烏程和義興縣的制茶業、曲阿縣的釀酒業等都是較有特色的手工業
隨著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六朝商業開始興盛,與北方的差距在逐漸縮小。江南地區的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城市規模和經濟內涵發生了較大變化。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長江下游最大的城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建康城中的商市有大市、小市等多種類型。丹陽記云：京師四市,建康大市,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場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秦淮河北也有不少市場：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京口地處交通要道,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也一都會。吳、毗陵、山陰、吳興、丹陽等一批城市發展較快,成了一方的商業交換中心。其時,各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建康南北各四十里,有戶二十八萬。晉陵羅城周長十里,山陰城周長達二十里七十二步,有民戶三萬。隨著人口的增加,消費需求量日益加大,投入城市貿易的產品日益增多,商品種類日趨豐富,城市商品經濟出現繁榮局面,江南成為南方商品經濟較為活躍的區域
秦漢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的開發,的確引人注目,與北方中原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在逐步縮小,開始顯示出南方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后勁。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秦漢六朝的江南經濟尚處于開發階段,這種發展是有限度的。如在農業上,水利的興修工程量一般都不是很大,所起的效果還比較有限,在地區上也有局限,如太湖東部地區幾乎仍處在原始粗放的狀態,一般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浙北和太湖西部的平原地區,很少向丘陵山地的縱深方向發展；手工業上,礦藏冶煉的產量不是很高,絲紡業與北方存在著巨大差距,造紙、制茶業還處在剛剛興起的階段；商業上,總體上并沒有掙脫自然經濟的束縛,市場較大地受到時間和地域上的限制,過重的交易稅對商業的發展并不十分有利,實質上是對商人的巧取豪奪,商業在江南經濟中所占份額是有限的。我們認為,一些學者提出的至六朝時中國經濟重心已經南移的觀點并不準確,六朝江南經濟只是剛剛露出發展的前景
二唐代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長及其變化唐朝所處的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仍較為低下,作為社會繁榮物質基礎的社會總產品是靠大量使用勞動力獲得的。盡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會發展的惟一決定因素,但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的繁榮和勞動力數量成正比關系,人口數量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項重要標準
隋唐以前,江南原有人口較少,人口分布密度較低,延緩了江南經濟發展的步伐。然而進入唐代,人口一直處于恢復發展的過程,尤其到了唐代中期,江南各地的人口數量快速地增長起來
唐代初年,江南地區的人口總體上呈量少而且分布稀疏的態勢,但部分州的戶口數和人口密度已經居于全國前列。唐貞觀十三年,江南各州戶數最多的是婺州,達三萬七千多戶；最少的是歙州,只有六千多戶。經過隋末亂后,江南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太湖西部地區的潤、常二州和錢塘江入海口附近的杭州和越州西部地區以及錢塘江中游的婺州地區。不過個別人口總數量較多的州由于區域廣大,人口密度不一定很高。江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潤、常、杭、湖四州,都在浙西的太湖流域,在唐代前期已經具備了充裕的勞動力,說明其經濟發展水平較其他一些州更高。蘇州人口主要集中在州城周圍及以北地區,而太湖東部地區尚待開發,面積大而人口不密集,所以人口密度較低。江南東南部地區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越州和錢塘江中游地區。由于越州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區,東部后來劃出組成明州的地區人口密度較低,影響了州總密度。江南西北部的宣、歙二州人口密度也較低
唐朝貞觀十三年的總戶數為3041871,而江南地區的總戶數為226921,占全國7.46%；口數全國為12351681,江南為1194758,占全國9.67%。就州人口密度而言,江南地區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華北平原,在唐代處于中游
唐代中期,江南與全國各地區一樣,人口激增,這從兩唐書記載的天寶元年戶口數上可以看出。與貞觀十三年相比,各州戶數和口數都有明顯的成倍增長
從天寶各州人口數量上看,宣州及浙西各州人口數量較大,浙東的越州和婺州、衢州人口數量也不少,而沿海地區及內陸以山地為主的幾州相對要少得多。超過十萬戶的州有四個,另有五個在七萬戶以上。與貞觀十三年相比較,臺州、歙州、蘇州、宣州等地的戶口增長率較為突出。前二州原本人口較少,經濟比較落后,至唐中期已得到不斷開發,人口大增。后二州的部分地區中唐以前比較落后,這時得到了開發,口數增長率較高。越州中析出明州,與唐初相比,原越州地區的增長率應加上明州的戶口數,戶增長了411.1%,口增長了494.0%；婺州中析出了衢州,與唐初相比,原婺州地區戶實際增長率為462.0%,口增長率為401.1%；括州中析出了溫州,與唐初相比,原括州地區戶實際增長率為564.8%,口增長率為392.0%。從人口密度來看,浙西數州人口最密集,其次是浙東的婺、越等州,宣歙地區人口密度相對最低,這大致可以說明天寶間的經濟江南北部地區水平最高,錢塘江流域發展也較快,而沿海和宣歙地區起步較慢,仍然比較落后
天寶元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