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與傳統世界中心歐亞大陸隔絕的新大陸，美國自建國以來便有著濃厚的孤立主義思想淵源。孤立主義一直是美國各種意識形態主義的重要分支，隨著國內政治的發展以及美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深刻的影響，并且塑造著美國與世界的新關系。理解美國孤立主義的發展脈絡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特別是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的孤立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其與全球主義此消彼長，共同推動著美國對外關系的未來發展。本文結合當前美國孤立主義主要聚焦于經濟領域這一實際情況，側重從經濟角度對美國孤立主義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進行重點分析。
美國孤立主義的歷史脈絡
《韋氏第3版新國際英語足本詞典》中對于孤立主義的界定是：“故意回避結盟或其他政治、經濟關系，以讓自己直接與其他國家隔絕開來的國家政策。”瑪麗恩·史密斯（Marion Smith）①在其一篇關于美國孤立主義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孤立主義”作為一個完整和連貫的大戰略，是由經濟孤立或保護主義、軍事和外交不干涉以及文化上的隔離共同組成。②追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義”現象，通常認為其最早出自于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外交理念中的“中立主義”原則。尤其華盛頓那句“我們是為我們自己行動，不是為別人而行動”的名言，成為“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總體上，自華盛頓總統以來的孤立主義，既有政治方面的表現，也有經濟方面的表現，而且兩者有時并不同步：當政治孤立主義興起之際，經濟層面并不孤立，而是保持一個總體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而在經濟孤立主義抬頭之時，政治孤立主義卻影響有限，美國依舊積極參與外部事務。
以經濟孤立主義為脈絡梳理美國的立國與對外經濟關系，不難發現總體上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孤立主義基礎之上的。在美國歷史上，甚至曾有過幾乎完全隔絕與外部貿易的時期。為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美國對外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更是常在國內和國際形勢相對不利時回潮。
1807年至1809年失敗的禁運。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法兩國再次卷入戰爭，兩國互相使用封鎖政策遏制對方。作為總體戰略的一部分，英國加強在海上搜捕中立國船只，危及到作為中立國的美國的利益。為避免卷入英法戰爭，美國頒布了《1807年禁運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禁止任何船只由美國港口出發，駛往外國港口，僅允許外國船只交付某些進口商品。此舉幾乎等同于對國際商業實施了完全禁運。杰斐遜原本期望通過讓英法兩國失去美國的產品和市場，來對兩國施加經濟壓力。但英國很快以西班牙及其美洲屬地取代美國，成為其新的貿易伙伴；法國則通過加大對意大利的控制和掠奪，使得禁運政策給英法兩國的經濟壓力遠遠小于預期。
禁運實施后僅一兩個月，美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棉花、面粉、煙草、大米的出口額急劇下降，減少了三分之一，而進口商品價格則相應提升了約三分之一。1808年，美國出口總額下降了八成，進口額減少了六成，政府關稅接近于零，航運業接近崩潰。禁運使得美國通貨膨脹嚴重，導致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蕭條。根據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A. Irwin）統計，禁運給美國造成的靜態福利損失約為GDP的5%③，可見代價之大。國會最終在1809年3月廢除了《禁運法案》。而杰斐遜總統本人在此經歷之后，開始堅決反對經濟上對外孤立。
美國內戰后的孤立主義。美國內戰結束后的40年間，主張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基本控制了國會和總統，征收高額關稅一度成為美國的主要經濟政策，旨在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但另一方面，美國又積極爭取擴大產品出口。從短期來看，這種經濟政策確實會給美國帶來大量的貿易盈余，但相互矛盾、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也從根本上破壞了當時的國際貿易體系。持續對他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必然嚴重抑制美國與他國的經濟聯系，阻礙美國產品進一步出口擴張，最終會傷及自身利益。因此，1912年民主黨的威爾遜政府上臺后，美國逐漸轉向貿易自由主義，并在1913年通過《安德伍德關稅法》，大幅度降低保護主義關稅，改變了自美國內戰之后較長一段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
20世紀20至30年代的孤立主義。一戰之后，出于強烈的厭戰情緒，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潮強烈。而一戰結束后的凡爾賽體系過于懲罰和報復德國的舉措、重建金本位的錯誤意圖和各國尋求民族主義特征的“以鄰為壑”政策等因素疊加，使得世界經濟始終未能復蘇。④當1929年大蕭條來臨之際，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關稅提高到美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旨在保護本國制造商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根據該法律，有75種農產品和925種工業品提高了關稅率,其中農產品關稅的平均水平從20%提高到34%,全部關稅的總平均水平從33%提高到40%。1933年，羅斯福總統更是決定脫離金本位，進一步使得美國脫離世界經濟。但此舉并沒有抑制經濟形勢的繼續下挫，反而使得各國爭相效尤，世界經濟破碎成由幾個核心區以及它們邊緣國家構成的相對孤立的集團。⑤自由世界經濟秩序的崩潰使得大蕭條愈發嚴重，法西斯勢力崛起，并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二戰后的美國孤立主義。二戰后美國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美國一國的經濟就超過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0%。⑥在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冷戰期間，美國精心構建了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體系，主導并控制了國家交往和交易方式的國際機制網絡。此外，通過石油和美元掛鉤、廣場協議等做法，鞏固了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隨著蘇聯解體，更是出現了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這個新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充分反映了美國的霸權利益，按照美國式的架構方式和組織原則進行運作。即便如此，孤立主義的思潮并未絕跡于美國的話語體系。每當國際或者國內形勢不利于美國時，美國民眾的孤立情緒便會高漲。20世紀90年代初，著名的保守主義和新孤立主義支持者帕特里克·布坎南就曾經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參加美國總統大選，大力鼓吹美國不應該作為世界警察，而應該將國內需要放在政策的中心地位。
當前美國孤立主義抬頭的原因
孤立主義一直存在于美國各種思潮之中，從未消寂。這是由其政治哲學傳統和地理天然位置所決定的。但是，此輪以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為標志的孤立主義浪潮，卻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反映了美國國內以及美國和世界關系的新變化。
一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未來發展較為悲觀。美國孤立主義的興起往往與外部世界的動蕩或者本身國力的下降高度相關。外部世界風險越大，國內孤立主義情緒越濃。當前，世界總體處于和平發展當中，局部地區雖有動蕩，總體安全可控，沒有大國戰爭風險。因此，美國國力相對衰落成為此輪美國孤立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2007年金融危機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標志性事件。從經濟實力看，經過此輪金融危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有所下降，由此形成東方世界重新崛起之勢。根據匯率法計算，中國占美國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20%左右上升為2016年的61%左右。⑦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GDP甚至早在2014年便已經超過美國。從發展后勁看，歷經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國力透支嚴重，聯邦政府負債率迅速上升，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國內經濟發展動力長期不足。而中國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社會組織、財富創造以及積累方面表現似乎更佳。國力的此消彼長導致美國精英逐漸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感到悲觀，認為美國的相對衰落是一種歷史性趨勢。美國民眾對美國國力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美國人對國家未來發展預期普遍不容樂觀。2016年甚至有超過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是錯誤的。在國力相對衰落的趨勢之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全球的地位相比以前不那么重要。根據2016年的統計，甚至有4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極可能使得“事情變得更加糟糕”，而2014年這一比例為40%。
二是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導致民粹主義興起。美國實力下降不僅表現在國家間的實力對比上，更表現在美國民眾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美國中產階級規模的萎縮。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結構呈現出顯著的橄欖型特征。中產階級長期占據著60%左右的規模，而貧窮者和富人處于橄欖結構的兩端，均為少數。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收入水平及其資產，開始不斷下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中產階級人數在不斷減少，實際收入水平也在下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報告，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所占比例從1970年的62%下降到2015年的43%。中產階級的數量逐漸萎縮，甚至已不再是美國社會的最大主體；⑧從收入來看，根據美國統計局數據，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5.65萬美元，較2014年增加5.2%，出現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首次年度增長。即便如此，這一數據較2007年的水平仍然低1.6%，較1999年約5.79萬美元的峰值低2.4%。⑨
規模和收入的雙重下降使得美國中產階級在美國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不斷衰落，失落感加重，不滿情緒增加，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為激進，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產階級轉而成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在找尋“藥方”的時候，很容易狹隘地把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作為攻擊目標，認定是全球化以及自由貿易導致問題的出現。加之美國確實存在著制造業外流所導致的就業人數下降以及巨額貿易逆差等問題，民粹主義者更加相信他們的判斷，認為要改變現狀必須采取去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這就出現了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合流。
美國孤立主義對于全球化的影響
在國力相對衰落、民眾總體困頓以及選舉政治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當前美國社會中的孤立主義確實有所抬頭，產生的影響將波及各個領域。從全球化的角度而言，美國長期以來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且美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如果美國國內孤立主義不斷興起，而特朗普政府對于全球化又持有消極的態度，勢必會影響全球化的未來發展，給全球化的動力、理念和利益分配等帶來一定的變化。
全球化短期內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總體而言，冷戰結束以來的美國歷任總統對于全球化是提倡并且支持的，因為這符合美國的整體利益，其支持全球化的措施在貿易、金融和投資等領域均有表現。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最大市場和第一大進口國。得益于美國以往的支持，全球化勢如破竹，在全球范圍內高歌凱進。如果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化降低甚至喪失興趣，全球化將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
全球化的推動者既需要足夠的能力，也要有足夠的意愿，兩者缺一不可。在短期內，除了美國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推動全球化。在貿易領域，美國對于全球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是全球最大的市場，諸多國家通過與美國貿易并且從美國那里獲得貿易順差來獲取外匯儲備。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容量，特別是逆差額，能夠與美國相提并論。假如美國中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由此消失的市場沒有替代者，貿易全球化會遭遇重大挫折。在貨幣領域，美元事實上是全球準基礎貨幣，美元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基礎。如果特朗普在貨幣領域也采取去全球化的措施，美元流動性可能會出現不足，進而影響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全球化理念會發生變化。全球化發展至今，是有一套話語體系作為理念支撐的，即新自由主義。在原有全球化浪潮中，美國政府大力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市場作用、開放經濟和自由貿易。在美國以往政府看來，新自由主義和美國政府所推行的意識形態也大致契合。然而孤立主義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