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國際間的貿易的話對進口國的影響，就是緩解了進口國。在該行業的部分用功壓力和生產壓力，對進口國予以了資源。上面的補充而對出口國的影響，首先就是提高了出口國的一個經濟效益，幫助出口國的經濟發展更加快速了。這就是國際間的貿易，對進出口國互相的影響。
具體如下：
外貿增速在走低貿易結構待優化
1、進出口增速由較高增長逐步回歸常態
2019年1-7月份，我國進出口同比增長8.5%，略好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出口增長9.5%，增幅同比提高1.7個百分點。從月度走勢看，一季度進出口增長由于短期特殊原因，增速較高，尤其是出口達到18.4%，高于去年同期與全年水平十幾個百分點。
有關部門加強了對跨境資本、轉口貿易等領域的監管，使那些在我國香港“一日游”和“低出高報”等貿易虛假行為受到明顯抑制，出口增速逐月回落，增長4.2%，與工業出口交貨值增速逐步靠近。進口方面，國內需求不旺導致進口增長緩慢，1-7月增長7.3%。
伴隨出口增速的回落，進口增速回調至6.4%，低于一季度2個百分點。由于進口增長慢于出口，貿易順差同比擴大33.9%，達到1257.2億美元。上半年，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由負拉動轉為正拉動，貢獻率為0.9%，拉動GDP上漲0.1個百分點。
2、對主要貿易伙伴進出口呈現分化
年初以來由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情況分化以及釣魚島事件紛爭等因素，我國與美、歐、日以及主要新興經濟市場貿易增長情況也出現分化。中國對美國、東盟等國家雙邊貿易穩定，分別增長6.2%與12.4%；新興經濟體中對南非貿易增長15.8%，對韓貿易增長8.6%，保持了較好勢頭。
由于歐盟經濟形勢嚴峻我國對歐雙邊貿易走低，1-7月下降1.8%；釣魚島事件不斷升級，中日貿易增速下滑至-8.8%；俄羅斯等資源型國家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等負面因素影響導致經濟增長欠佳，中俄貿易呈現零增長；內地對我國香港雙邊貿易增長速度由超高速逐步回落。
我國對美國、歐洲、日本等傳統市場出口繼續放緩，依賴程度降低；對東盟、非洲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出口提速。商務部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對美、歐、日三大傳統市場出口比重下降至37.6%，對其他出口市場比重上升到62.4%，出口市場多元化加強。
3、產品、貿易方式、區域結構等方面不斷改善
在國內外經濟、貿易發展環境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對外貿易增長逐步進入中速發展階段，外貿發展方式轉型升級步伐加快，貿易結構正在優化與改善。貿易產品結構方面，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比重進一步提高，資源能源大宗產品進口增加。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占比與上年基本持平。
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上升1.6個百分點；鐵礦石、鋼坯等資源型產品與原材料產品進口數量增長較快，高技術產品與消費品進口占比提高。貿易方式結構方面，由于我國人工成本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逐漸轉移到越南、老撾等周邊國家。
對國內經濟增長價值創造貢獻較大的一般貿易增速持續快于加工貿易。出口區域結構方面，西部地區憑借產業轉移與后發優勢，對外貿易迅速增長，上半年中西部地區占全國出口總額比重上升0.3個百分點，東部地區進入出口結構升級階段。
4、外貿出口軟實力得以提高
隨著人口紅利減弱、資金成本提高、資源環境壓力增大，我國不僅經濟潛在增長率下滑，而且對外貿易傳統的成本與價格優勢逐步弱化，部分出口產品市場份額被周邊國家侵蝕。在這種情況下，外向型企業更加重視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加強技術創新。
同時政府部門加強對出口質量的管理，打擊出口假冒偽劣和侵犯知識產權商品，全面推進以質取勝戰略，貿易出口軟實力有所提高。當前以海爾電器、華為通訊等為代表的中國自主品牌國際市場越來越受歡迎，我國民營企業出口增長26.2%。
占比提高4.1個百分點，達到41.7%，比重直追外資企業。并且，在國際市場價格總體下降的情況下，我國主要出口商品價格相對有所提高。海關數據顯示，上半年箱包、手表、生絲等部分產品出口價格上漲幅度達10%以上。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