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幣制改革就是法幣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實施新貨幣政策命令及章程》，開始在全國實行法幣改革。法幣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一、集中鈔票發行權。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規定其他銀行不再享有發行權，其正在流通的紙幣逐漸收回，停止使用。二、規定法幣是“無限法償貨幣”，國內“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再行使現金，凡銀錢行號、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幣生銀等類者，應即兌換法幣使用”。三、廢除銀本位制。全部白銀收歸國有以充作法幣準備金，“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四、規定法幣不予兌現，但可在指定金融機關無限制買賣外匯，法幣與英鎊實行固定匯價。
法幣改革的歷史動因
第一，國際金融形勢的影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危機中，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國先后放棄金本位，企圖以此向用銀國轉嫁危機。1933年3月，美國亦放棄金本位，使美元貶值，并單方面違背1932年7月世界8個主要產銀、用銀國通過的“白銀協定”，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收購白銀，企圖以“提高銀價，即為提高四萬萬人民的購買力”的辦法，將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種種因素使國際市場上白銀價格上漲。1935年以前，白銀及銀元在國際市場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國則是通貨。國際市場銀價的上漲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從1934年6月到10月的5個月內，上海輸出的白銀（含銀元）數量高達2．229億元。這一數量相當于1933年輸出量的3倍。有的外國在華銀行甚至雇傭兵艦搶運白銀出口以謀取暴利。白銀外流的劇增，減少了上海的白銀儲備，從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銀行（包括中、外銀行）的白銀存量從5．894億元減少到3．35億元。1934年到1935年，中國又大約外流白銀1．8億元。
白銀的大量外流對中國造成嚴重后果：一是國內人心恐慌；二是中國外貿嚴重入超；三是銀根緊張，市面周轉不靈，銀行、錢莊、商號接踵倒閉；四是通貨不足，物價下跌，以上海為例，1935年物價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廠難以維持，被迫倒閉。總之，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并引發1935年的白銀風潮。對于白銀風潮，南京國民政府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進行補救，如1934年10月起對出口白銀課征重稅，企圖攔阻或減少白銀的外流；加快實施幣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斷國際市場上銀價漲落起伏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嚴重影響。
當然，30年代初開始，基于世界經濟恐慌的“各重要國家相率改定貨幣政策，不許流通硬幣的潮流，對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動作用。
第二，防備日本擴大對中國侵略的戰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舉國震動。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政府雖一味依賴國聯，幻想通過國際調解，以妥協的辦法解決東北問題。但面對日本無視國際法準則、咄咄逼人之勢，畢竟也不愿意日本人吞并整個中國。在此形勢面前，錢昌照（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向蔣介石提出組織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建議。錢氏的本意是積極的，他認為：日本遲早會大舉侵犯中國。為了及早做好應戰準備，未雨綢繆，他提議組織專門機構，聘請一批科技專家和教授，從事有關國防建設方面的調查、研究和有關計劃的制定工作。
錢昌照的建議十分符合蔣介石的心意。因為，這一機構的設立給蔣帶來了主動。1．有助于增強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的勢力。通過這個機構打出準備抗日的旗幟可以拉攏一批各方面、各專業的知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為己所用，增強他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改變其力量主要在軍隊而政治經濟方面勢猶未及的局面。2．通過這一機構更好地與英、美等國拉關系。國防設計委員會擬聯絡的學者與名流大多留學過西方，他們受西方培養，深得英、美等國的信賴，蔣介石試圖利用和通過他們的周旋去爭取美、英等國從經濟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這一機構如能設立，客觀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預做一些防備日本擴大侵略的準備工作。
經過半年多的籌備，國防設計委員會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國防設計委員會的首批39名委員中，有徐新六、吳鼎昌等銀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后陸續又有張嘉áo等著名銀行家加入其中。這批銀行家、金融家在國防設計委員會中，積極參與幣制改革的設計，或多方活動，或參與策劃。在浙江興業銀行經理徐新六逝世后，有人清理他的遺物時，曾發現他生前草擬的中國幣制改革意見書。這份幣制改革意見書與南京國民政府公布實施的法幣改革方案有許多相同之處。國防設計委員會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研究中國幣制改革，將中國幣制改革問題納入“國防設計”之中，已多少有了預防日本擴大侵略的戰略意圖。
第三，“廢兩改元”的成功，在技術上為法幣改革鋪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會議，會上確定了廢兩改元的三點原則：①廢除銀兩，采用銀元；②采行銀元制度后，舊鑄銀元可照舊使用；③確定銀元法價，開始鑄造新銀幣。這些原則的確定，實際上邁出了“廢兩改元”的第一步。緊接著，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先后發布《廢兩改元令》、《廢兩改元布告》、《訓令》等文告，規定從當年4月6日起在全國正式推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最重要的舉措就是，規定由該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項的收付、交易和契約票據，概用銀元，停用銀兩。“廢兩改元”的推行，實現了在全國范圍內通行形狀、重量和成色劃一的銀元，大大簡化了貨幣種類，改善了中國通貨市場的紊亂狀態。其結果，一方面，利于商品流通和經濟生活的活躍，適應了經濟生活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廢兩改元”作為簡化貨幣、整頓貨幣流通市場的關鍵一步，又為在中國廢止硬幣、進一步實行法幣改革掃清了貨幣紊亂方面的障礙。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國家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態度，派出了諸如甘末爾、楊格、李滋·羅斯等經濟專家來華參與法幣改革的設計工作。尤其是英國方面的李滋·羅斯對法幣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羅斯來華排除了中國對日、英關系存在的疑慮。在此前幾次有關中國貨幣改革的談判中，英國和美國都曾詢問過并企圖得悉中國方面幣制改革計劃的詳情，但均被中國方面加以拒絕。因為，當時英國正在與日本討論這個問題，中國對英、日間的關系尚未探底，擔心英國會將“中國的計劃告知日本”。而李滋·羅斯親自來華，英國與中國單獨開談，這件事被南京國民政府看作是英國支持中國幣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羅斯來華后贊同并支持了美國專家楊格（時任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顧問）等人的方案。李滋·羅斯經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達中國伊始，楊格便在南京向他談及中國“整個局勢”以及在幣制改革方面“應當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將楊格方案為基礎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給李滋·羅斯。對于該方案，李滋·羅斯不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還“出力協助提供意見。”
英、美等國支持中國的法幣改革，有其復雜的因素：既有出于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國的幣制改革以加強對中國貨幣制度的影響，又有基于當時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種種考慮。不管怎樣，英、美支持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有利于法幣在全國推行的。
綜上所述，南京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的推行，絕非是個別人主使和帶有偶發性的金融事件。法幣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呼喚，中國貨幣制度內部矛盾發展所使然；又是當時國際的政治、經濟格局所導致。
法幣改革的歷史正效應
法幣改革是史無前例的。它所產生的正、負歷史效應都是巨大的。因此，對于法幣改革的評價就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極為復雜的問題。
必須承認，法幣改革后，政府用不兌現的紙幣代替銀幣，為政府濫發紙幣、實行通貨膨脹提供了方便條件。從抗日戰爭爆發至1948年8月21日實行金圓券止，國民政府法幣發行額高達664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長了47．4萬倍。之后，發行的金圓券比法幣敗亡得更快更慘，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個月中，就膨脹了“六十五萬倍”。在長達十余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民黨政府增發鈔票1400多億倍，而物價上漲八萬五千多億倍”。通貨膨脹使全中國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奪了價值一百五十億銀元以上的財富”。
但是，隨著歷史沉淀期的延長，人們將越來越看清法幣改革所帶來的歷史正效應。
第一，以法幣統一全國的貨幣，是貨幣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中國在實行法幣以前，貨幣制度混亂至極。本位的銀元有“袁頭”和“孫頭”，它們成色各異不能通價交換；作為輔幣，各地有規格和成色不同的“銀角子”或“銀毫子”；此外，還有眾多的相差懸殊的制錢和銅元等。這些鑄幣，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兌價相差懸殊。至于流通的紙幣則至為混亂，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國或外國的銀元券居多；在內地都會，政府紙幣流通為多；在偏僻城鄉，多流行各種商店、錢莊或其他非金融組織所發行的私票。當時的中國，從貨幣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為一國，吾國實不啻久已分為十百千小國”。法幣改革實施后，前此眾多紛亂的貨幣被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的“法幣”所取代。法幣的發行一舉結束了貨幣混亂的狀況，實現了中國幣制的統一，整飭了貨幣流通秩序，對于掃除繁雜貨幣對經濟發展的障礙有巨大的歷史作用。
第二，法幣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經貿和國內生產的發展。從對外經貿方面看，在實行法幣改革以前，中國的金融行市總受到世界銀價漲落的拉打而發生不穩。法幣發行后，將全國約6．62億元白銀全部收歸國有，既不準買賣又不準流通，使法幣完全與現銀脫鉤，這就使中國的貨幣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響。如美國于1935年12月停止在倫敦購銀，一周內銀價降低了10％，但因法幣與世界銀價脫鉤，國內沒有引起過大波動。同時，改革中穩定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中國既可以用法幣購買外匯支付所欠各國的外債，避免用白銀償還外債所帶來的許多干擾和損失；而且還因為法幣與英鎊有了固定的比價，可以到世界市場去流通。這無疑將有利于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到抗戰前夕，“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外匯率的穩定”，在法幣改革后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幾十年末曾有過的貿易順差，出口超過了進口”，這種“國外對中國出口貨物的要求，特別增加了農業生產者的購買力”。從國內的工農業生產來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內，法幣發行刺激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一元兌換法幣一元，但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60％可兌100％的法幣。這樣，紙幣的流通量就相對于銀元增加了。法幣的發行數字，1935年11月初發行數為459308123萬元，到1937年6月底，增發到1407202334萬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貨幣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國物價開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價上漲12．6％。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變得有利可圖，因而刺激了商業的繁榮和工業生產的發展，“出現了以購買力迅速增加為標志的內地的復興”景象。1936年，中國的農業，除川、豫、粵三省受災外，全國均獲豐收。據中國銀行估計，1936年重要各省農業收成的總價值達法幣56億元，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45％。由此可見，法幣發行之初對促進國內工農業生產發展的作用。
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912—1949年為5．6％，其中1926—1936年為8．3％，1928—1936年為8．4％，后面兩個數字包括了中國東北地區在內。如果考慮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實際情況，將東北地區除外，則1926—1936年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