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對外貿易主要從陸路進行，銀漢在開辟的絲綢之路，沿途做生意買賣，唐朝也有海外貿易，只是剛起步，還不太發達。原因：唐朝國力強盛，威服四夷，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加之唐朝航海技術還不是很發達，所以更注重從陸路對外交往。
宋朝的海外貿易除陸路外還開辟了水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原因：宋代國力積貧積弱，周圍少數民族政權更是虎視眈眈，陸路交通不暢，指南針的運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使其更注重海上交往。
擴展資料：
宋代海外貿易路線
1.概述
宋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也是海外貿易發展最為顯著的時期之一。宋代的海外貿易路線主要分為南海路、西洋路、泉漳路等三條。
2.南海路
南海路是中國南部海岸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海上貿易路線，也是宋代外貿中比較活躍的一條路線。宋代南海路的港口主要有泉州、廣州、潮州等。
3.西洋路
西洋路是指中國與中亞、西亞、歐洲之間的海上貿易路線，也是一條在宋代得到快速發展的海外貿易路線。宋代西洋路的港口主要有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
4.泉漳路
泉漳路是指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泉州、漳州等港口與東南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之間的海上貿易路線，其在宋代的發展程度不如南海路和西洋路，但同樣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5.海外貿易的商品與文化傳播
在海外貿易中，宋代出口商品主要是絲綢、瓷器、茶葉等，同時也引進了一些外來商品，如木材、象牙、班機、金屬器皿、奴隸等。海外貿易還帶來了很多文化交流，不僅傳播了中國的文化，還吸收了外來文化，對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6.海盜與貿易保護
宋代海外貿易也面臨著海盜和外族侵犯的風險。為了保護海上貿易，宋朝制訂了一系列羅輯管制條令，并不斷壯大海軍力量，采取打擊和防范的綜合措施，以確保海上貿易的順利進行。
7.海外貿易的啟示
宋代海外貿易的繁榮不僅對宋朝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對今天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我們可以從古代貿易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更好地應對海外貿易中的挑戰和機遇。
總之，宋代的海外貿易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外交關系和國際貿易的重要一幕，也開創了中國沿海地區與國際社會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先河，為今天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1.經濟重心南移：宋積極發展江南地區的經濟，百業興隆，手工業制品遠銷海外，輸出路線自然倚重水路航運，遠達南洋及非洲東岸。
2.工商業發達：宋元手工業上承唐與五代以來的發展而更趨專業化，手工業作坊分工細密，質量精美，產品激增，故極需發展海外市場。
3.政府獎勵：宋代國家財政困難，因而非常重視海外貿易，把海關稅收作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宋政府沿海重要港口設市舶司，又立法保護外商權益，并設「蕃坊」、「蕃市」以方便外商，并籠絡來華的阿拉伯人。
4.造船業發達：宋元時期造船業發達，尤以明州、溫州兩處最多。船舟之大，種類之多，式樣之新，皆超越前代。且北宋時已懂得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有力地幫助了海外貿易之發展。
北宋對外貿易對象中，除了與日本外，開始與朝鮮也有頻繁的交往。在宋神宗熙寧（1068-1077年）以前，去高麗的路線，是在山東萊州出海。高麗到宋朝來，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陸。熙寧七年（1074年）以后，高麗使者金良鑒為了遠避契丹，請求改在明州上陸。從此明州成為通往高麗的重要港；因此明州與高麗的貿易也日益頻繁起來。北宋在明州興建了“高麗行使館”，專門接待朝鮮半島的使者和商賈。同時北宋使者與商人到高麗也從明州出發，元豐二年（1079年）規定：凡商人去高麗，資金達五千緡者，在明州登記姓名、籍貫及經營項目等，并要尋人作保，方可發“引”（類似證件）。如無“引”，就作為私販違法論處。北宋明州商人遠航到高麗經商的，如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有明州商人陳亮和臺州商人陳維績等147人；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有明州教練使張宗閔、許從許從綱首湯等38人；同年五月，又有明州商人杜道濟、祝延祚到高麗。高麗王朝為了在經濟上積極發展與宋的貿易關系，經常派遣商舶到明州，這都促進了明州的海外貿易的發展。
北宋時期的外貿品種日益增多，從日本輸入的貨物，主要是：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和各種工藝品。木材大量用于建筑房屋和造船及修建寺廟。當時日本的木材價廉物美。我國老年人都希望買來作棺木；宋代黃金價格比日本高，這樣黃金的大量輸入，有利于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從高麗輸入的貨物，主要是人參、藥材以及各種布匹、漆、銅器、虎皮等。另外南海諸國主要是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真珠、龍腦等。
而宋朝輸出的產品主要是：瓷器、絲綢、臘茶、香料、藥材、書籍、文具以及銅錢等。北宋書籍不斷傳入朝鮮與日本，宋太宗時，中國的雕版印刷本《大藏經》等大部頭書由日本僧人{ 圖}然于雍熙元年（986年）乘坐浙江臺州商船帶歸，藏于京都法成寺；北宋淳化二年，高麗遣使韓彥恭來貢，請求佛經，北宋政府也贈《大藏經》一部，政府又多次贈送高麗大批書籍；高麗在中國影響下，學會了雕版印刷技術。所以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陸續傳到日本、高麗及其它東南亞國家。
四、南宋及元代海外貿易的繁榮
南宋及元朝，是浙江古代海外貿易發展的鼎盛時期。它具體表現在：貿易國不斷增加；貿易港口不斷向南發展；貿易額仍在增多。
南宋定都臨安，浙江就成為南宋統治的主要地區。南宋統治者就實行禁止賈舶進入都城臨安府的消極措施；杭州的外圍澉浦港應順而發展起來，取代了杭州的對外貿易地位。
明州港，在南宋時期，由于統治者對海外貿易采取鼓勵政策，注重市舶之利來擴大財政收入，從而了促進了外貿的繁榮。與日本、朝鮮的友好往來和通商，從未間斷，并且又有了新的發展。另一方面明州在北宋基礎上，又發展了與真里富國（今柬埔寨）等東南亞、南洋及阿拉伯等世界各國的交往與通商。如真理富國有位商人，長期在明州經商，并老死于明州，無后代承繼遺產。明州知府趙伯圭派人護棺材歸還他家鄉，深得該國人的好感。該國還派使者來答謝，把他在明州的財產全部損獻給明州，并修造三座寺院以作紀念。諸國的入貢與通商大多也從明州入境。阿拉伯商人在明州經商的人逐漸增多，不少人長期寓居明州，因而專門接待阿拉伯人的波斯館也在明州建造起來了。
宋代浙江又增加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溫州。溫州，作為正式外貿易港是在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以前設立市舶務。宋代溫州社會政局相對安定。工農業生產有了相當快的發展，如溫州的漆器在宋代號稱第一，工藝精美絕倫。龍泉窯在南宋時期是全國最大的窯場，以“哥窯”、“弟窯”最為著名。所產的青瓷，“胎薄如紙、光潤如玉”。這些產品大部分沿著甌江下游從溫州港出口，遠銷東南亞和歐洲以及非洲中部的東海岸。溫州又是全國造船業中心之一，加上溫州人自古以來善于經商，這對海外貿易的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宋代溫州市舶務設立后，溫州港的國內外貿易日益興盛，國內外的友好往來也非常頻繁。當時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地的商舶不斷來溫州貿易。溫州的商舶亦不斷出入國內東南沿海的各個港口。日本、朝鮮的商人亦來溫州經商。除此之外，溫州還與東南亞、印度、日本等國有貿易往來。陳傅良《詠溫州詩》道：“江城和在水晶宮，百粵三吳一葦通。”充分反映了溫州海上交通的發達。
南宋浙江海外貿易日益鼎盛，是與浙江社會經濟繁榮，物產豐富相關。同時，宋室南渡后，南宋統治者積極采取措施，獎勵外商來中國，也是海外貿易繁榮的重要因素。凡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貨物，累及五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對外商的權益予以保障，市舶官員如果強行征收外商商稅的收買貨物。允許外商向宋朝政府控告、上訴。對外商的各種困難想方設法予以解決，如對遇風險飄泊而來的外商則給予援救。外商船主如不在或失蹤，就責令市舶官員負責清點并保管其貨物，待其親屬來認領，同時給外商在生活上提供一切方便。凡市舶司官員能做到使市舶增加收入，就受到升官的獎勵；反之，使市舶虧損，則要受降職處分。這些措施，對獎勵和招誘外商來華貿易起了很大作用。促進了浙江海外貿易的發展，加上南宋時羅盤針使用，廣泛應用于航海事業等，使浙江的海外貿易在南宋時達到鼎盛。
宋代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
遼、金、西夏、日本、高麗（朝鮮）、大理、吐蕃、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近百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