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隨著當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國際學術界開始重估中國傳統經濟，特別是明清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彭慕蘭、弗蘭克等為代表的美國加州學派力主“明清經濟發展論”，如彭慕蘭《大歧變》一書認為中國在1800年前一直在領跑：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認為1840年前世界上白銀產量的二分之一都流人了中國，如此強大的白銀吸收能力說明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為清代才是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高峰，其成就超過唐宋時期。目前史學界對彭慕蘭和弗蘭克的批評已有黃宗智、秦暉等長文刊布，極具說服力，本文不再置評。因此本文論域限定在中國傳統經濟。主要討論這樣三個問題：一是能否找到一個科學的評價尺度以資比較(包括中西比較和朝代比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斷宋代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三是如何解釋宋代如此發達的工商業文明為何未能帶動宋代社會實現近代轉型。
一、從希克斯的經濟史理論看
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 為了找到一個進行中西比較和朝代比較的共同尺度，我們需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人手。這條共同道路若從生產力角度看，無非是手工勞動逐步發展到機器生產；若從生產關系角度看，則是封閉體制(自然經濟)向開放體制(市場經濟)的逐步演進。本文關于經濟體制演進方向的認識得益于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經濟史理論》中認為，現代經濟本質上是市場經濟，而此前出現的“習俗經濟”(如村社共同體經濟)和“指令經濟”(如封建領主的采邑經濟)則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古代經濟形式。這是從經濟體制著手的科學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產力這個維度。推動著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不斷演進的生產力，來自勞動技能的積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機械的出現。所以考慮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或日方向，還必須加上從手工勞動到機器生產的發展這個維度。我們將上述兩個維度(生產力、生產關系)所涉及的四個要素進行排列組合，可以得到四種不同的經濟類型：
1，手工勞動+封閉體制=傳統經濟(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 2，手工勞動+開放體制=原始工業化經濟(由古代向現代經濟的過渡形式) 3，機器生產+開放體制=市場經濟(現代經濟) 4，機器生產+封閉體制=計劃經濟(前蘇聯、東歐模式)如果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橫坐標，把經濟體制的演進作為縱坐標，這四種經濟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類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從封閉的古代自然經濟，中經原始工業化階段之過渡，逐步邁向開放的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演進軌跡，這也許體現了東西方各類經濟體演進嬗變的普遍規律和共同方向。各國經濟發展會因地理環境、資源稟賦、自然和人文環境種種的不同而呈現出千姿百態、變化無窮，但是地無分中西，人無分南北，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的人民都要走向機器生產和市場經濟的訴求，卻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顯而易見，僅就經濟層面而言，誰要發展，誰就應該朝高效率的機器生產和開放的市場經濟這兩個方向走。從亞當·斯密開始，中經馬歇爾、凱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綜合和新制度經濟學派，現代經濟學的充分發展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就中國傳統經濟的再評價而言，無論唐宋還是明清，哪個朝代更接近機器生產和市場經濟，那么這個朝代就更先進，更有發展前途。推而廣之，不論是縱向比較(如明清和唐宋比較)，還是橫向比較(如18世紀的中國江南和英格蘭)，都應該從這兩個維度即機器生產和市場體制人手。
二、“為市場而生產”：原始(早期)工業化進程的首次啟動
宋代，正處在漢唐和明清之間。漢唐的立國基礎是小農經濟，自然經濟氣息濃厚；宋明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之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雇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已然處在邁向近代社會的前夜。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原始(早期)工業化進程得以啟動。
就歐洲而言，早在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分布在城市和鄉村地區的小型手工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集中表現為從資金、企業主、工人、技術乃至市場等方面，為其后的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美國學者門德爾斯為此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在他看來，工業化進程可以分為原始工業化和工廠(機器)工業化這樣兩個階段，所謂原始工業化進程就是“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為與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業相區別，原始工業化進程由區域經濟內同時并存的三種要素構成，即鄉村工業、外部市場和商品性農業的發展。由于城市是批發商人的基地，技術、資本密集，城市甚至通過商業資本參與、支配鄉村地區的某些手工業生產，這樣城市就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第四個要素。其后不久，德國學者P，克里特等人進一步把原始工業化定義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為區問市場或國際市場進行大批量的工業商品生產的農村地區的發展”。其意義在于把人口作為第五個要素引入了原始工業化理論，而且由此引發出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孕育的歷史過程及其內部機制。
我們認為，構成原始工業化進程的五個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個要素就是“為市場而生產”。門德爾斯、克里特等人對市場的強調，應該說是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考察相一致的。所謂為市場而生產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生產。宋代商品經濟空前繁盛的一個主要標志也是市場的擴大，包括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都在急速擴大。而在海內外市場不斷擴大的歷史環境中，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不僅在時問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國家和英倫三島，就是在規模和水平上也毫無遜色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煤鐵革命的發生和民營礦冶作坊中雇傭勞動的出現。北宋以鐵產量的激增和灌鋼法的推廣為標志。迎來了我國冶鐵鑄造業的第二個重大變革期。這個變革是由煤的規模開采和工業利用(如煉鐵、燒瓷)所激發的。史實表明，北宋河東(今山西)、河北、陜西等路的煤炭采掘業相當發達。為了和原先的木炭(時稱“軟炭”)相區別，宋代出現了“石炭”、“礦炭”等詞來專指煤炭。
煤炭采掘業的興起既緩解了傳統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鐵的產量，同時又因爐溫和冶煉效率的提高而推動了鑄造技術的變革，特別是以“生熟雜鏢”為特征的灌鋼法的大面積推廣，以及作為這一切之必然結果的農具和各類工具之熟鐵鋼刃化等，這些重大進展構成一幅宋代煤鐵革命的壯觀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據神宗元豐年間蘇軾的《徐州上皇帝書》指出，徐州附近利國監所轄“三十六冶”中已經產生雇傭關系。據蘇軾所言，這36個民營鐵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場氣象；各冶爐主“藏鏹巨萬”：政府關閉河北市場(“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冶戶皆有“失業之憂”：不久取消禁令，“使鐵北行”，冶戶“皆悅而聽命”，可見這是商品生產，且已擁有區間市場。而總數達三四千名的冶鐵工人多是“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反映他們已經不同程度地脫離土地，而且多半已從政治統轄關系中游離出來。至少在受雇為工期間，無論對地主、對國家，均不受人身依附關系之束縛。
二是川蜀地區民營卓筒井的興起和雇傭工人的經濟斗爭。北宋仁宗慶歷年間，首先出現在四川井研縣的卓筒井，標志著鉆井技術從大口淺井向小口深井的過渡。它在鉆井工藝上，首創“沖擊頓挫法”，由熟鐵鋼刃所制的“圜刃”應是世界上第一個深井鉆頭，開近代鑿口鉆井技術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術上，首創“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來，卓、竹，一音之轉)顯然是明清木制導管和近代銅制導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藝上，首創“活門式扇泥筒”：在汲鹵工藝上，有“無底而竅”的汲鹵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開，出水即閉。這些重大創新從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鉆探技術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譽為現代“石油鉆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從本質上改變了大口淺井的陳舊技術，在開鑿成本、鹵水質量、生產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所以一經出現便迅速傳播，短短二三十年間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榮州一帶，“連溪接谷，灶居鱗次”，數以千計。鹽業史專家郭正忠先生依據神宗熙寧年間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證明四川井鹽業中不僅同樣存在著雇傭關系，而且還發生過為改善工作條件的經濟斗爭。據文同奏疏所言，當時井研縣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間作坊分別雇傭“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這數千工匠多數來自“他州別縣”，已與土地脫離關系：其謀生方式是“傭身賃力”，即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受雇期間如對工作條件或待遇不滿意，就互相串聯，集體抗議，所謂“遞相扇誘，群黨嘩噪”；如無改善即與井主“豪者”算賬，索取工資，所謂“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謀高就，所謂“又投一處，習以為業”，顯然他們是來去自由的。
三是陶瓷業的商品生產性質及其日趨擴大的海內外市場。陶瓷生產在宋代進入成熟期，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宋代瓷窯遺址，遍布全國l7個省份130余縣，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民窯性質。特別是福建路的德化窯和晉江、廈門等地瓷窯，以及泉州磁窯，安溪、南安、同安等窯，則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銷瓷器的生產基地。在有羅盤導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絲路進行實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第二章中介紹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達、越南西貢、印度邁索爾邦和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爾遺址、西亞伊拉克的薩馬臘遺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區的分布實況。這說明宋代陶瓷業就其主體部分而言完全具備商品生產性質，而且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
四是數萬紡織機戶的涌現和包買商慣例的形成。宋代“機戶”一般系由家庭成員充作勞動人手，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質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也有少數機戶實行雇工生產。據漆俠先生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數量可觀。問題是這些機戶除少數在城市外，多數分布在鄉村，他們的產品需要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運到市場上去，才能真正成為商品，于是包買商就出現了。《永樂大典》所載“陳泰冤夢”就是反映江西包買商的一個典型事例，時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2世紀70年代)。冤主陳泰原是撫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樂安、金溪等地的機戶發放生產性貸款(“貸出本錢”)，到夏秋之際再去這些地方討索麻布，之后向外運銷。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陸等“駔主”、“甲首”作為放錢收布的代理人。僅樂安一地就“積布至數千匹”。從“如是久矣”看，這種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續相當時日了，并非偶發事件。這種做法在其本質特征上已與明清“賬房”無異，均屬包買商慣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兩浙絲織業、四 JIl綾錦業中，也有“收絲放貸”、“機戶賒賬”以及“預表絲花錢物”等慣例，這說明宋代包買商分布地域廣泛，江西、兩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見到他們活動的身影。
通過以上的簡要勾勒，我們看到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全方位的。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等業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一度呈現出全面繁榮態勢：民營手工業全面崛起，除鑄錢、軍工等少數行業外，其主導地位已確立無疑，并程度不同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海外市場；其間帶有近代色彩的雇傭關系、包買商慣例亦在頑強生長。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手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個為近代工業的發生準備條件的時期，為資本主義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