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港口續有增加
除廣、泉、明三州外,又在溫州（今同,1132年）、江陰軍（江蘇今縣,1146年）設市舶務,在秀州海鹽縣澉浦鎮（浙江今縣今鎮,1250年）設市舶場
據弘治《上海志》載,南宋末年還在上海鎮（今上海市）設市舶司和榷貨場
除以上11處設有市舶機構的較大外貿港口外,據宋人《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志書,通（今江蘇南通）、楚（今淮安）、海（今連云港）、越（今浙江紹興）、臺（今臨海）、福、漳、潮、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海口）這10來個城市,也有外貿活動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撰,成書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
《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成書于理宗嘉定末至寶慶末年（1224～1227年）
兩書是兩宋時期最為重要的地理總志,而后書則大量征引前書,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
此外,設于廣西沿海欽州的博易場也有管理與交阯貿易的職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
……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
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5《財計門》“欽州博易場”條）海南瓊州轄下的瓊山、澄邁、臨鄉、文昌、樂會5縣,也有市舶之設,當地駐軍以市舶稅入為經費來源（注：趙汝適：《諸蕃志》卷13,“海南”條載,“（海南）俗以貿易為業”
“（瓊州）屬邑五,……皆有市舶,……”
）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線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
這樣一種景象不僅唐代未曾見過,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
泉州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與臺灣一水之隔，人杰地靈，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淀深厚，是我國首批的歷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實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線。“港口興，泉州興”，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亦稱泉州港)。東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時期我 國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我國古代中外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憑借大自然的恩賜，泉州的先民打開了城門，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梵文佛經，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證。八世紀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蘭竺和我國進行貿易。唐代，泉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為“資公用”，和泉州統治者重視"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用鋼鐵、陶瓷交換蕃商66金貝、珠寶、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貿繼續發展，為宋元時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泉州有三條海外航線：東北線為泉州——明州(寧波)——高麗(今朝鮮)——日本；東南線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賓民多洛島)——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線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越過馬六甲海峽,經細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故臨——波斯灣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亞丁灣和東非的弼琶羅(今索馬里)——層拔(今桑給巴爾)。當時泉州與日本、高麗、古城、渤泥、 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蘭、波斯、大食、弼琶羅、層拔等57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泉州港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東南隅的“蕃人巷”。他們運來犀象、珠璣、玻璃、瑪瑙、香料、胡椒,運去絲綢，瓷器、茶葉。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灣對外貿易的繁榮。這艘南宋末年南宋末年的帆船，載重量約200噸，船上遺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貴重藥物外，還有木牌、木簽、貝殼、桃、李、橄欖、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鋼鐵錢、宋代陶瓷器等。這對我國與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價值，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間，真德秀知泉州時，正是泉州海外貿易衰退的時期。他針對時弊，重振泉州經濟和海外貿易。三年間，來泉蕃舶大增，再現泉州海外貿易之雄風。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各從所欲”。蒲氏后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諭南海諸國蕃商。此后，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且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并有蒲氏親信參加。元朝年間，泉州多次設行省，恢復市舶司，與98個國家、地區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海外貿易處于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泉，說泉州港比埃及亞歷山大港還要繁榮，港灣中有許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泉；也說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勝數”。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為泉州、福建的經濟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戰亂。明清兩代實行閉關俄國政策。明中晚期，倭寇嚴重擾亂和殖民者東來，清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之一。
南京港，南京市。那個時候叫做金陵、建康。
宋元時期的金陵依然保持南唐的城市規模，作為東南地區的經濟重鎮而聞名。著名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3次以宰相之位擔任江寧知府，并定居、終老在這里。南宋名將岳飛在南郊的牛首山一帶大敗金兵。元代，城內設有東、西織染局，組織絲織品大量生產，專業工匠有6000多戶。
南京港早在三國時就成為軍港和商港，自元代起是南糧北運起運港口之一，也是鄭和下西洋的基地港。南京港位于長江下游，江蘇省省會南京市。處于我國沿江、沿海“T ”型經濟發展戰略帶結合部和東西大動脈長江航道與南北大動脈京滬鐵路的交匯點，水路距長江入海口437 公里 。南京沿江地理位置優越，有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五種集疏運方式。水路外通海洋，內聯長江及眾多支流和京杭大運河；鐵路主要由津浦、滬寧、寧銅、寧贛、寧西、寧啟多條鐵路干線與全國鐵路網溝通；公路主要包括滬寧、寧杭、寧高、寧馬、寧洛、寧連、寧通等高速公路和104、205、312、328等國道以及多條省級公路；管道主要有魯寧管線、甬滬寧管線、儀長管線；航空可通過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與各地相連。優越的自然條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運輸網絡中重要的一環，具有十分有利的競爭優勢。南京港已成為我國華東地區及長江流域江海換裝、水陸中轉、貨物集散和對外開放的多功能江海型港口，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樞紐和沿海主要港口之一。2009年南京港內河碼頭全年共完成吞吐量788.9萬噸，其中，出港178.4萬噸，進港608.5萬噸；與2008年相比，2008年吞吐量共計887.9萬噸，其中出港31.1萬噸，進港856.8萬噸。同比總量下降12%。南京港2009年長江碼頭全年共完成吞吐量1.21億噸，其中出港 0.52億噸，進港0.69億噸，與2008年相比，同比增長9%，我市港口業繼續又好又快地發展。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擴展資料：
歷史背景
元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泉州。
拓展資料：
泉州
“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被提交本屆大會審議。最新消息表明，泉州申遺獲得通過。泉州，曾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它從一名不見經傳的沿海小城，到唐代時嶄露頭角。
兩宋時更因大量海商頻繁往來，海外貿易日益繁榮而璀璨；至元代臻于極盛，因“千帆競發刺桐港，百舸爭流絲綢路”，而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梯航萬國”的“東南巨鎮”。它被稱作“宋元時期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之一”
鑒于宋代泉州繁榮的海外貿易，及其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元朝統治者早在滅亡南宋、統一全國前，就極為重視泉州。1276年，在攻陷臨安前，元軍統帥伯顏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前往泉州，招降主持市舶司事務的蒲壽庚兄弟。
十二月，蒲壽庚上表降元。盡管這一舉動，給他招致后世罵名；蒲氏后人也因此遭到明朝廷的嚴懲。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