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繁榮，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濟繁榮：泉州港口是當時中國最繁榮的海港之一。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促進了泉州市的經濟繁榮，也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2. 文化交流：泉州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傳到了世界各地，同時也從全球各地引進了許多新興產業、農產品和文化等，增進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 海洋技術的發展：泉州的海商和船工在長期的海上經營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海洋經驗和技術，推動了航海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4. 對中國的外交和政治影響：海上貿易不僅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和商品，還影響了中國的外交和政治格局。泉州的海商和文化人士經常在海外游歷、學習和傳播文化，促進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
總之，在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對中國和世界都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高度發展,與泉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
這一時期,無論是農業經濟、工商經濟,還是民眾的觀念習俗,都發生明顯的轉變
也正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發展
1.經濟重心南移：宋積極發展江南地區的經濟，百業興隆，手工業制品遠銷海外，輸出路線自然倚重水路航運，遠達南洋及非洲東岸。
2.工商業發達：宋元手工業上承唐與五代以來的發展而更趨專業化，手工業作坊分工細密，質量精美，產品激增，故極需發展海外市場。
3.政府獎勵：宋代國家財政困難，因而非常重視海外貿易，把海關稅收作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宋政府沿海重要港口設市舶司，又立法保護外商權益，并設「蕃坊」、「蕃市」以方便外商，并籠絡來華的阿拉伯人。
4.造船業發達：宋元時期造船業發達，尤以明州、溫州兩處最多。船舟之大，種類之多，式樣之新，皆超越前代。且北宋時已懂得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有力地幫助了海外貿易之發展。
（1）根據材料一“宋元時期，在工商業發達的基礎上，海外貿易有所發展”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工商業發達；根據“由于當時西夏、遼、金、蒙古與宋對峙，宋軍費支出浩大，不能不謀求廣開財源”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浩大軍費支出）謀求廣開財源；根據“注目于發展海外貿易”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政府注重（鼓勵）發展海外貿易；根據“南宋偏安江南之后，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海外交通空前發達”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政權并立導致）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
（2）根據材料中“歸根到底，它是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可知，費正清評述的“某一政策”指的是閉關鎖國政策．
（3）綜合上述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可知，宋元時期注重、鼓勵發展海外貿易，使中國朝海上強國方向發展，海外貿易興盛；明清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導致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倒退、停滯與落后，限制了我國航海事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國更加遠離世界發展的潮流．
故答案為：
（1）原因：工商業發達；（浩大軍費支出）謀求廣開財源；政府注重（鼓勵）發展海外貿易；（政權并立導致）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
（2）閉關鎖國政策．
（3）宋元時期注重（或鼓勵）發展海外貿易，使中國朝海上強國方向發展（海外貿易興盛）．明清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導致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倒退、停滯與落后（或限制了我國航海事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國更加遠離世界發展的潮流）．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擴展資料：
歷史背景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國對外主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之后由于戰亂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主通道。唐代，中國東南沿海有一條叫作“廣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這便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
這條航線全長1.4萬千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宋元時期是范圍覆蓋大半個地球的人類歷史活動和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載體。
宋元時期泉州的經濟、文化、地區勢力都比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區域的代表性
宋朝泉州的經濟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港在公元10―14世紀之間是中國最大、最昌盛的通商貿易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作為一座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宋元時期它創造了諸多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之最的神話。
福州和泉州歷來都很重視海外貿易，因為唐朝港口貿易的沿襲北宋初期泉州的貿易遠比福州要繁榮，所以朝廷將福建的第一個市舶司置于泉州。
(北宋初年泉州港雖沒有設立市舶司，但因為唐朝港口貿易的沿襲在宋初的對外貿易中就已經享有很大的影響地位《宋會要輯稿》載，“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交易”太平興國（976年十二月—984年十一月）是北宋君主宋太宗趙匡義的一個年號）
皇佑年間（1049--1054）陸守在《泉州修城記》中說道:"“泉州城內畫坊八十，（全境）生齒無慮五十萬”
元佑二年(1087年)十月，朝廷在泉州置市舶司，在泉州直接管理對外貿易,這是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世界港口貿易頂峰的一個重要起點.
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設來遠驛，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貢使人員，并擬定伎樂迎送，犒設津遣等則例，體現出一個貿易大國的風范。
大觀、政和之間(1107—1118年)泉州設立了蕃學，它是培養外國人子弟和中國人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校。南宋時，來泉州貿易的外商“有黑白二種，”數量眾多，為了便利外國人居住，照顧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泉州劃出固定范圍讓外國人居住，這樣的地方稱為蕃坊。蕃坊中由外國人推選出蕃長、理訟師等自行管理，并由他們與當地政府進行日常生活和辦理商務的聯系。
（至北宋后期，泉州的對外通商貿易已涉足31個國家和地區)
從建炎二年（1128年）到紹興四年（1134年）七年間，泉州的舶稅收入達到二百萬緡（一緡等于一千錢）。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泉、廣兩市舶司舶稅凈收入增至二百萬緡 。”約占當時南宋朝廷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稅收已增至百萬緡。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貿易的重要性。《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20》載，他曾諭及臣僚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宋會要輯稿》：“（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國家置市舶司于泉、廣，招徠島夷，阜通貨賄。
宋朝泉州是全國絲織中心之一，與杭州并稱一時之盛.這個時期泉州生產的絲綢被稱為“泉緞”“刺桐鍛”既是重要的外銷產品又是朝廷的高級貢品。泉州所產綾羅綢緞和絹傘絹扇與青白瓷器、生鐵、銅鼎、鐵針、銅瓦以及糖、酒、茶葉、桂元干、桂林干、紙張等，都是出口外銷的商品。造船技術更加精良，已能造出遠洋大海舶。
南宋寶慶年間擔任泉州市舶提舉的趙汝適，曾對諸國商賈進行調查考察，據其寶慶元年(1225年)著作《諸蕃志》記載，當時同泉州有海外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已達58個。
南宋管理皇族宗室事務的“南外宗正司”因難舍泉州舶稅之膏腴而遷移到泉州，至紹定年間（1228～1233)，在泉州的皇族宗親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泉州成為大批皇族的居住地，在泉州還專為設立了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學”。他們從中原地區帶來先進生產工具，帶來羅、絹、紗、綾等新產品，傳入織、繡、彩、繪、染色、印花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文化，促進泉州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繁榮。但趙氏皇族生活奢侈，歌舞聲色，仗勢擾民，其龐大的生活費用，除朝廷少量補貼外，大部分是由泉州地方財政來負擔。
宋朝的泉州各種文化在這里融合，各種繁榮在這里交匯，有很多外籍商賈巨富與皇族紳貴擇居泉州，繁衍生息。泉州有來自外國的商人、傳教士、僧侶、游歷家、王子、貴族和使節等達數萬人。
南宋末年,意大利安科納市的猶太商人雅各在泉州逗留5個月將泉州形容為"光明之城"，并描述了南宋末年泉州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民俗等情況。 他所記述的南宋泉州的社會文明遠遠超過當時的歐洲。
宋代詞人李邴在《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中描述了泉州“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華景象。
南宋著名政治家詩人王十朋對泉州的評價是：“閩乃負山帶海遐僻之鄉，而泉乃富商大賈往來之會。”
泉州太守王十朋關于刺桐城泉州的詩句；"刺桐為城石為筍,萬壑西來流不盡"
南宋．王象之稱：泉州“水路據七閩之會，梯航通九澤之重”
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詩云泉州：“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樵耕必業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為原憲暮陶朱。”
謝履《泉南歌》；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真德秀《祈風文》寫道：“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泉州九日山現存的諸多祈風石刻，記錄下了當時泉州官方舉行船只出海祈風儀典的盛況。
宋朝因泉州經濟的發展而建造的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如洛陽橋，東西塔，安平橋，姑嫂塔，清凈寺、天后宮、關岳廟，老君巖等等等等當中有的不僅代表了福建乃至于中國的最高水平甚至創造了世界之最。
宋朝福建人口也達到歷史高峰，福建區域的開發全面展開，北宋后期福建開始出現人稠地狹耕地缺少的現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無地人口或從事工商業及其他職業，或遷入深山區和外區域，從而促進了福建商品經濟和文化發展與山區開發。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狹最為嚴重的地區，但與其相鄰的今廣東、廣西和海南島卻長期地廣人稀耕墾未盡，為了尋找新耕地，大批福建農民向兩廣以及其它耕墾未盡的地區遷移。
宋元豐八年(1085年)，泉州主客戶20余萬戶，泉州城內人口突破10萬人，成為全國八大州府之一。被稱為富州,又經150余年的發展，至宋淳佑年間(1241～1252年)增至25.57萬余戶，為歷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由上州升為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