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是我國海運發展最快王朝，其中尤其對造船技術和港口的設置尤為重要，而宋朝年間的造船業有兩個最為發達的港口。宋朝在公元971年和978年分別在廣州和杭州設立的市舶司機構，最出名的兩個港口是廣州港和明州崗。
一、廣州港廣州港作為宋朝第一個對外貿易港口，是由朝廷直接管理，建立了完善的貿易制度，廣州港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史飛速，廣州港的造船業也極為發達，所造的船舶可容納數百人，船只的數量也是在全國排名第一的。廣州港制造的船舶以外形高大壯麗為主，南宋時期就可達到承載量1000噸，槳和船擼的配比達到二十多個，桅帆高達四層之高。廣州港當時在宋朝的主要工作一是承接各地前往大宋的貿易往來交易，二就是對國內所使用的民用船只建造及國家所用的航海船舶制造。
二、明州崗咸平二年，宋真宗批準在杭州地區設置明州崗，并將其設立為與廣州港同等地位的朝廷簽證派發處。其中，在船舶分建造上宋朝將此兩個港口設立為指定造船廠，其他地區均不可設造船的廠址。明州崗在元祐五年及徽宗年間 ，一度在船只的年產量上達到600艘，同時，明州崗也是北宋打造專門派遣出國的海船制造點，南宋時期明州崗在造船技術上已經達到了世界頂尖級水平，其中民用船數量在7916艘，以船只的大小來看，一丈以下的船只數量突破六千大關，兩丈以上的船只數量也達到兩千余艘。
宋朝時期在海運船舶制造上是有很大的建樹的，以上兩個港口是當時宋朝船舶業發展高峰時的最好見證。盡管在此之后又相繼出現了其他港口，可這兩個港口的意義對于大宋朝是尤為特別的。
為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理，宋朝在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國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相當于現在的海關。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漸萎縮。清時設海關而廢市舶司。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港口續有增加
除廣、泉、明三州外,又在溫州（今同,1132年）、江陰軍（江蘇今縣,1146年）設市舶務,在秀州海鹽縣澉浦鎮（浙江今縣今鎮,1250年）設市舶場
據弘治《上海志》載,南宋末年還在上海鎮（今上海市）設市舶司和榷貨場
除以上11處設有市舶機構的較大外貿港口外,據宋人《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志書,通（今江蘇南通）、楚（今淮安）、海（今連云港）、越（今浙江紹興）、臺（今臨海）、福、漳、潮、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海口）這10來個城市,也有外貿活動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撰,成書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
《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成書于理宗嘉定末至寶慶末年（1224～1227年）
兩書是兩宋時期最為重要的地理總志,而后書則大量征引前書,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
此外,設于廣西沿海欽州的博易場也有管理與交阯貿易的職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
……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
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5《財計門》“欽州博易場”條）海南瓊州轄下的瓊山、澄邁、臨鄉、文昌、樂會5縣,也有市舶之設,當地駐軍以市舶稅入為經費來源（注：趙汝適：《諸蕃志》卷13,“海南”條載,“（海南）俗以貿易為業”
“（瓊州）屬邑五,……皆有市舶,……”
）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線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
這樣一種景象不僅唐代未曾見過,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
大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視對外貿易，尤其對港口的軟、硬件建設，超過先前幾個朝代的水平，從而使宋朝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達到空前發達的程度。其中，涌現了數個重要造船和運輸港口：廣州港、明州港、泉州港、登州港。
一、廣州港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朝廷首先在廣州設立中國第一個市舶司，是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制度，促使廣州港進出口貿易飛速發展。
北宋時期，廣州港的對外貿易量在三大貿易港（廣州、杭州、明州）中一直占據絕對優勢。以宋朝大量輸入的大宗商品香藥為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07年），三大港進口乳香354449斤，其中廣州港就進口348673斤，約占全國總數的98.3%。廣州港每年的市舶司收入是40萬至70萬緡左右，海外進口商品達50多種。至南宋初期，廣州市舶司收入增加到120萬緡以上，進口商品大約300多種。廣州港船舶制造業非常發達，所造的船舶大者能容納數百人，小者也能容納百余人。船舶深闊各數十丈。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廣州港制造的遠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南宋時，廣州港已能制造高4層，載重約1000噸的海舶，船上僅槳櫓就有20俱，其大如桅，供15至30人撐用。
二、明州港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宋朝廷在兩浙路杭州設立了第二個市舶司機構，即兩浙路市舶司，用以管轄杭州、明州的市舶司事務。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規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源于兩浙市舶司陳牒，諸官司給劵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批準在明州獨立設置市舶司機構，大大促進明州港（今寧波）的發展。如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明州港僅進口乳香就有4739斤，數量居全國三大港口的第二位。從此，廣州港、明州港成為北宋朝廷的簽證發舶地。廣州港為發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明州港為發舶去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同時，明州港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也很頻繁。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令：“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過南海船舶者，以違制論”。明州港的造船業也很發達，是宋朝廷十一處官營造船廠所之一。據記載,宋神宗末年（約公元1021——1022年），明州港造船業年產量只有167艘。但哲宗年間（公元1086——1104年），明、溫二州的造船數量躍居全國首位，并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及徽宗年間（公元1101——1125年），年產量達600艘，據全國領先地位。
同時，是宋朝廷指定打造專供遣使出國用的大海船的定點制造場所。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朝廷曾令安燾、陳睦兩學士出使高麗，敕明州造萬斛船兩艘，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和“靈飛順濟神舟”。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為派徐兢出使高麗國，宋朝廷又詔明州造兩艘更大的神舟，名為“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與“循流安逸通濟神舟”，載重量達3600噸，有“巍然如山、浮動海上，錦帆蠲首，屈服蛟螭”之稱。
宋時明州造船技術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考古資料表明，1979年在寧波東門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經鑒定屬于尖頭尖底船型，采用以減緩搖擺的舭龍骨技術，這項技術比世界各國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時期明州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據《開慶四明志》統計。當時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兩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見明州的造船實力之雄厚。
三、泉州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正式開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間，泉州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間，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萬緡，至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間的收入就達到98萬緡，接近廣州港一年的收入。
南宋中期，泉州港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或地區為31個，而到了理宗寶慶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國家或地區，此時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經趕上廣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對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專門撥出25萬緡給泉州市舶司作為“抽買乳香的本錢”，以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對外貿易額已經超過廣州。
泉州港的造船業起步對明州港而言是較晚。北宋天禧末年時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國11處造船廠所年產量排行榜，當時11處造船場包括廣州、明州、杭州、溫州、虔州、吉州、揚州、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嘉州等。當時泉州港的造船年產量還不及嘉州港（今樂山）45艘的數量。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但仍然復令明州港裝飾，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間，泉州港的造船業才有一定的發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監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當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閩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紹興和淳熙年間，泉州港逐步發展成為宋朝制造戰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戰船，經水師校試，“惟晉江縣舡可用”。
同時泉州私營造船業相當發達。據記載，紹興初年，宋朝廷下詔福建造船，其建議以度牒方式買商船200艘，“可省緡錢二十萬”。可見泉州造船業已有相當的規模，至元朝時期，泉州港的造船業達到鼎盛階段。
四、登州港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對朝鮮半島、日本的重要貿易港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麗傳》記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書丞陳靖、劉武二人出使高麗便從登州港出發的。
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貿地位遠遠高于廣州、泉州、明州和揚州。后來由于日本推行鎖國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擾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完全擺脫逐島航行的辦法，從而使北宋與高麗國通過登州港的貿易往來時斷時續，登州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