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港口續有增加
除廣、泉、明三州外,又在溫州（今同,1132年）、江陰軍（江蘇今縣,1146年）設市舶務,在秀州海鹽縣澉浦鎮（浙江今縣今鎮,1250年）設市舶場
據弘治《上海志》載,南宋末年還在上海鎮（今上海市）設市舶司和榷貨場
除以上11處設有市舶機構的較大外貿港口外,據宋人《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志書,通（今江蘇南通）、楚（今淮安）、海（今連云港）、越（今浙江紹興）、臺（今臨海）、福、漳、潮、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海口）這10來個城市,也有外貿活動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撰,成書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
《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成書于理宗嘉定末至寶慶末年（1224～1227年）
兩書是兩宋時期最為重要的地理總志,而后書則大量征引前書,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
此外,設于廣西沿海欽州的博易場也有管理與交阯貿易的職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
……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
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5《財計門》“欽州博易場”條）海南瓊州轄下的瓊山、澄邁、臨鄉、文昌、樂會5縣,也有市舶之設,當地駐軍以市舶稅入為經費來源（注：趙汝適：《諸蕃志》卷13,“海南”條載,“（海南）俗以貿易為業”
“（瓊州）屬邑五,……皆有市舶,……”
）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線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
這樣一種景象不僅唐代未曾見過,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
泉州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與臺灣一水之隔，人杰地靈，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淀深厚，是我國首批的歷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實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線。“港口興，泉州興”，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亦稱泉州港)。東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時期我 國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我國古代中外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憑借大自然的恩賜，泉州的先民打開了城門，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梵文佛經，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證。八世紀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蘭竺和我國進行貿易。唐代，泉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為“資公用”，和泉州統治者重視"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用鋼鐵、陶瓷交換蕃商66金貝、珠寶、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貿繼續發展，為宋元時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泉州有三條海外航線：東北線為泉州——明州(寧波)——高麗(今朝鮮)——日本；東南線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賓民多洛島)——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線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越過馬六甲海峽,經細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故臨——波斯灣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亞丁灣和東非的弼琶羅(今索馬里)——層拔(今桑給巴爾)。當時泉州與日本、高麗、古城、渤泥、 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蘭、波斯、大食、弼琶羅、層拔等57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泉州港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東南隅的“蕃人巷”。他們運來犀象、珠璣、玻璃、瑪瑙、香料、胡椒,運去絲綢，瓷器、茶葉。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灣對外貿易的繁榮。這艘南宋末年南宋末年的帆船，載重量約200噸，船上遺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貴重藥物外，還有木牌、木簽、貝殼、桃、李、橄欖、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鋼鐵錢、宋代陶瓷器等。這對我國與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價值，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間，真德秀知泉州時，正是泉州海外貿易衰退的時期。他針對時弊，重振泉州經濟和海外貿易。三年間，來泉蕃舶大增，再現泉州海外貿易之雄風。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各從所欲”。蒲氏后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諭南海諸國蕃商。此后，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且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并有蒲氏親信參加。元朝年間，泉州多次設行省，恢復市舶司，與98個國家、地區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海外貿易處于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泉，說泉州港比埃及亞歷山大港還要繁榮，港灣中有許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泉；也說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勝數”。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為泉州、福建的經濟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戰亂。明清兩代實行閉關俄國政策。明中晚期，倭寇嚴重擾亂和殖民者東來，清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之一。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繁盛的海外貿易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
《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
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
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 點評：朝廷國策、民間氛圍以及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使得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發達，對外貿易頻繁
但是，弱小的軍事力量、龐大沉冗的官僚集團以及文弱的風氣，又使得兩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盛的軍事力量，失去了開疆劈土的激情
于是，宋朝與日本的國際關系用兩個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貿易”
宋日貿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來日兩國貿易始終繼續不衰
首先是宋朝需要對日貿易
宋朝經濟通過一段恢復時期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
煤的廣泛應用，促進冶鐵技術、質量和產量的提高；銅精煉法的出現促進銅產量和質量的提高
與此同時，鑄銅錢技術也相應地得到改善
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出口商品的絲織品和刺繡，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
此外，造船業發展較快，在內河出現“百石船”，遠洋航行的“客船”可載二千斜粟
政府使用的海船，長寬都比客船高出三倍
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僅有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船身堅固，經得起風浪
由于宋朝注意對外貿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貿易從未中斷
其次，日本國內狀況要求發展對宋貿易
但是，日本禁止對宋貿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日本貴族生活對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執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貨的需求者
唐代貴族的糜爛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層社會，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
紫式部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大納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會上的衣著
每天一套唐式衣褲，濃淡相配；顏色樣式不相重復
連內傍跑穿唐武衣服，在這個時期日本文人撰寫的小說、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