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 宋朝先后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江陰）、慶元府（明州，寧波）、嘉興府（秀州）澉浦鎮（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占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146]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占中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于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宋代海外貿易的繁榮, 有兩個因素起著主導作用: 第一, 經濟重心的南移, 導致了出口品主要產地和進口品主要銷售市場的轉移。換言之, 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出口商品的主要產地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在另一方面,當時的進口品主要是被稱為“ 香藥犀象”
的外國特產, 大多屬于奢侈品。這些進口品的消費地區, 主要也是商品經濟較發達、消費能力較強的地區。宋代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東南沿海( 以及四川) ,
而最重要的消費中心是京城。在宋代, 京城從唐代的長安和洛陽, 首先轉移到相對比較接近東南的開封, 爾后完全轉移到位于東南的杭州。這一轉移, 也意味著進口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也轉移到南方。
第二, 在政府的貿易政策方面, 宋代與過去相比有頗大的變化。宋代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特點是既鼓勵又控制, 有較強的功利色彩, 其出發點是希望在鼓勵擴大海外貿易規模的基礎上, 政府能夠最大限度地占有海外貿易帶來的利益。作者強調這種海外貿易政策與宋朝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脫節。
宋代的海外貿易為何如此興盛？對外貿易的通道為何轉向了東南的海路？主要原因有：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宋朝時期，對外的貿易主要是航海,因為北方有遼國，金國的阻擋,所以北方陸上貿易被阻隔，而西邊有吐蕃國和西域諸國的阻擋,絲綢之路由此被組斷了。
宋朝時期的經濟十分發達，而且航海業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只要用海陸和南亞各國，南歐諸國和南海諸國進行貿易，利潤十分的豐厚。
宋朝與別人貿易一般不喜歡用武力，而是用和平的手段,公正的價錢與別人進行貿易。
市舶使司,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
唐玄宗開元間，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使于廣州，以后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設立市舶司
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
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
宋代市舶官制變化十分頻繁
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政的轉運使共同領導，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體事務
元豐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長官的市舶兼職，而由轉運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
后又專設提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