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與前代相比，宋元時期的中外交通有了很大的發展。宋代由于航海技術的進步，南方的海上貿易頻繁，海路交通發達,元朝建立以后，陸路和海路交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開創了中外交通的新局面。
2、古代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已成為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宋代驛站比較發達，元朝統治區域遼闊,為加強同各地的聯系，修建了覆蓋全國的陸路交通網，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驛站。元代的陸路向西通往波斯、阿拉伯及俄羅斯等歐洲國家，使東西方的使臣、商人往來非常方便。
3、宋元時期造船和航海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中國的航海家除了使用指南針外，也初步掌握了潮汛、信風、氣象的規律。當時，海上交通發達，海外貿易繁榮。宋代的海路形成了多條航線，可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遠至波斯灣及東非海岸。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
1、西漢：①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②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隋唐：①對外貿易繁榮;②唐政府鼓勵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允許他們長期居住;③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都有頻繁的外貿活動。稱中國人為“唐人”。對外交往活躍。日本13次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唐朝文化，唐朝鑒真東渡傳播文化;新羅派使節和大批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舉制。雙方貿易往來頻繁，新羅物產居唐朝進口首位。唐朝時中國同天竺交往頻繁，貞觀初年，玄奘西游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記
3、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外交極為頻繁的朝代，也帶動了宋朝的經濟空前繁榮。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
元朝對外貿易的繁榮超過前代,海船可直通日本,占城等地.元朝在各港口設市舶司,和個過通商互市.元朝和高麗,日本貿易密切.高麗的人參等土產品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我國的棉紡織技術在此時傳到高麗.日本從中國招聘雕印工匠,來發展日本的印刷業。
中國從兩漢、歷經隋唐、宋元到明朝前期，封建政府奉行對外開放政策。
(1)表現：①政治軍事外交往來;②經濟貿易往來;③科技文化交流。
(2)背景：①國家強盛，經濟文化居世界領先地位;②海陸交通發達便利;
(3)影響：增進了中外雙方的了解、聯系和友誼，促進了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
宋代海外貿易的繁榮, 有兩個因素起著主導作用: 第一, 經濟重心的南移, 導致了出口品主要產地和進口品主要銷售市場的轉移。換言之, 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出口商品的主要產地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在另一方面,當時的進口品主要是被稱為“ 香藥犀象” 的外國特產, 大多屬于奢侈品。這些進口品的消費地區, 主要也是商品經濟較發達、消費能力較強的地區。宋代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東南沿海( 以及四川) , 而最重要的消費中心是京城。在宋代, 京城從唐代的長安和洛陽, 首先轉移到相對比較接近東南的開封, 爾后完全轉移到位于東南的杭州。這一轉移, 也意味著進口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也轉移到南方。
第二, 在政府的貿易政策方面, 宋代與過去相比有頗大的變化。宋代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特點是既鼓勵又控制, 有較強的功利色彩, 其出發點是希望在鼓勵擴大海外貿易規模的基礎上, 政府能夠最大限度地占有海外貿易帶來的利益。作者強調這種海外貿易政策與宋朝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脫節。
宋代的海外貿易為何如此興盛？對外貿易的通道為何轉向了東南的海路？主要原因有：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元代，隨著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我國人民與亞、非各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聯系，比起前代來，都有很大的發展。
國際貿易是各國人民之間經濟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元代的國際貿易，包括海道貿易和陸路貿易兩個方面，而以海道貿易占主要地位。本文準備對元代海外貿易的情況作一些初步的考察，目的在于從一個側面來闡明當時我國與亞、非各國的友好關系。
元朝政府在消滅南宋政權、統一全國的同時，立即著手組織海外貿易。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當元軍取得浙、閩等地后，元朝政府就沿襲南宋制度，在泉州、慶元（浙江寧波）、上海、澉浦四地，設立市舶司，招降并重用原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員蒲壽庚。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向外國商船宣布：“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由于政府的積極提倡，海外貿易在改朝換代之際，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有所發展。
有元一代，經由中央政府先后指定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最多時有泉州、慶元、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等七處，但興廢不常。到元末，僅有泉州、廣州、慶元三處。在這些港口，元朝政府設置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管理市舶即海外貿易事宜。最初，市舶司由中央政府指定有關行省的高級官員負責。后來，一度與鹽運司合并，成立都轉運司。不久，又將二者分開，以市舶司隸泉府司（院）和致用院。最后，改隸行省。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
（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經過秦漢、三國、隋唐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后，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加之西北陸路受阻，東南沿海的外貿發展，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北宋政府，由于連年戰爭，幾乎是逢戰必敗，敗而賠款。為了滿足大量歲幣和皇室貴族奢靡生活的的需要，北宋政府對重農抑商政策有所放松，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此后，北宋政府陸續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長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時期，改設專職人員管理，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為了招徠外商，宋太宗曾派出內侍，攜帶詔書、金帛往南海諸國拜訪，為海外貿易搭建商業平臺，主動購買南海諸國的香料、藥材、珍珠等物資，外商也從中國購回絲綢、陶瓷、茶葉等貨物，經阿拉伯，遠銷亞歐等地。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偏安一隅，有限的耕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不斷膨脹的國防開支，迫使南宋更加重視海外貿易，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用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徭”（據《宋史會要輯稿》）。外貿的關稅已經成為南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傳統的抑商政策進一步放松，政府高層追求更加務實的經濟效益。為此，南宋政府進一步擴大通商口岸，開辟了不少類似今天的經濟特區，如明州、泉州、溫州等地區，還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使得許多商人也積極投身于招商引資中來，為了吸引外商，凡市舶綱首（有點像開發區的招商辦和企業家領袖）能招誘舶貨，抽解物貨，累價及5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同時還在這些經濟特區中開設了外貿酒店等配套設施，并對外國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元統一全國后，為了保證大都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的需要，在利用陸路、運河之外，又開辟了海運線路，由于海運比陸運、河運省時省力，加上處于政治上控制東南地區，后來慢慢形成了漕運以航海為主、內河運輸為輔的格局。元武宗曾經說過，“海道里取官糧交運將大都里來的，最打緊的勾當”（據《元典章》）。故有“終元之世，海運不廢”盛況（據《元史》）。除了政府的重視之外，元朝繼續延續兩宋做法：設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采取農商并重政策等，元朝對外貿易也取得巨大成績，表現為：（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綜上所述，政策、航海技術、當時國內經濟發展程度、招商引資技巧等是影響海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希望對今天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有所借鑒。
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
宋亡之后，元王朝統一中國，并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后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后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于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系：“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后，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系被私人性的主奴關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系下，君對于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