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繁榮，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濟繁榮：泉州港口是當時中國最繁榮的海港之一。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促進了泉州市的經濟繁榮，也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2. 文化交流：泉州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傳到了世界各地，同時也從全球各地引進了許多新興產業、農產品和文化等，增進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 海洋技術的發展：泉州的海商和船工在長期的海上經營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海洋經驗和技術，推動了航海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4. 對中國的外交和政治影響：海上貿易不僅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和商品，還影響了中國的外交和政治格局。泉州的海商和文化人士經常在海外游歷、學習和傳播文化，促進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
總之，在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對中國和世界都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宋元時期泉州的經濟、文化、地區勢力都比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區域的代表性
宋朝泉州的經濟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港在公元10―14世紀之間是中國最大、最昌盛的通商貿易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作為一座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宋元時期它創造了諸多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之最的神話。
福州和泉州歷來都很重視海外貿易，因為唐朝港口貿易的沿襲北宋初期泉州的貿易遠比福州要繁榮，所以朝廷將福建的第一個市舶司置于泉州。
(北宋初年泉州港雖沒有設立市舶司，但因為唐朝港口貿易的沿襲在宋初的對外貿易中就已經享有很大的影響地位《宋會要輯稿》載，“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交易”太平興國（976年十二月—984年十一月）是北宋君主宋太宗趙匡義的一個年號）
皇佑年間（1049--1054）陸守在《泉州修城記》中說道:"“泉州城內畫坊八十，（全境）生齒無慮五十萬”
元佑二年(1087年)十月，朝廷在泉州置市舶司，在泉州直接管理對外貿易,這是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世界港口貿易頂峰的一個重要起點.
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設來遠驛，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貢使人員，并擬定伎樂迎送，犒設津遣等則例，體現出一個貿易大國的風范。
大觀、政和之間(1107—1118年)泉州設立了蕃學，它是培養外國人子弟和中國人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校。南宋時，來泉州貿易的外商“有黑白二種，”數量眾多，為了便利外國人居住，照顧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泉州劃出固定范圍讓外國人居住，這樣的地方稱為蕃坊。蕃坊中由外國人推選出蕃長、理訟師等自行管理，并由他們與當地政府進行日常生活和辦理商務的聯系。
（至北宋后期，泉州的對外通商貿易已涉足31個國家和地區)
從建炎二年（1128年）到紹興四年（1134年）七年間，泉州的舶稅收入達到二百萬緡（一緡等于一千錢）。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泉、廣兩市舶司舶稅凈收入增至二百萬緡 。”約占當時南宋朝廷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稅收已增至百萬緡。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貿易的重要性。《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20》載，他曾諭及臣僚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宋會要輯稿》：“（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國家置市舶司于泉、廣，招徠島夷，阜通貨賄。
宋朝泉州是全國絲織中心之一，與杭州并稱一時之盛.這個時期泉州生產的絲綢被稱為“泉緞”“刺桐鍛”既是重要的外銷產品又是朝廷的高級貢品。泉州所產綾羅綢緞和絹傘絹扇與青白瓷器、生鐵、銅鼎、鐵針、銅瓦以及糖、酒、茶葉、桂元干、桂林干、紙張等，都是出口外銷的商品。造船技術更加精良，已能造出遠洋大海舶。
南宋寶慶年間擔任泉州市舶提舉的趙汝適，曾對諸國商賈進行調查考察，據其寶慶元年(1225年)著作《諸蕃志》記載，當時同泉州有海外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已達58個。
南宋管理皇族宗室事務的“南外宗正司”因難舍泉州舶稅之膏腴而遷移到泉州，至紹定年間（1228～1233)，在泉州的皇族宗親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泉州成為大批皇族的居住地，在泉州還專為設立了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學”。他們從中原地區帶來先進生產工具，帶來羅、絹、紗、綾等新產品，傳入織、繡、彩、繪、染色、印花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文化，促進泉州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繁榮。但趙氏皇族生活奢侈，歌舞聲色，仗勢擾民，其龐大的生活費用，除朝廷少量補貼外，大部分是由泉州地方財政來負擔。
宋朝的泉州各種文化在這里融合，各種繁榮在這里交匯，有很多外籍商賈巨富與皇族紳貴擇居泉州，繁衍生息。泉州有來自外國的商人、傳教士、僧侶、游歷家、王子、貴族和使節等達數萬人。
南宋末年,意大利安科納市的猶太商人雅各在泉州逗留5個月將泉州形容為"光明之城"，并描述了南宋末年泉州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民俗等情況。 他所記述的南宋泉州的社會文明遠遠超過當時的歐洲。
宋代詞人李邴在《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中描述了泉州“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華景象。
南宋著名政治家詩人王十朋對泉州的評價是：“閩乃負山帶海遐僻之鄉，而泉乃富商大賈往來之會。”
泉州太守王十朋關于刺桐城泉州的詩句；"刺桐為城石為筍,萬壑西來流不盡"
南宋．王象之稱：泉州“水路據七閩之會，梯航通九澤之重”
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詩云泉州：“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樵耕必業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為原憲暮陶朱。”
謝履《泉南歌》；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真德秀《祈風文》寫道：“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泉州九日山現存的諸多祈風石刻，記錄下了當時泉州官方舉行船只出海祈風儀典的盛況。
宋朝因泉州經濟的發展而建造的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如洛陽橋，東西塔，安平橋，姑嫂塔，清凈寺、天后宮、關岳廟，老君巖等等等等當中有的不僅代表了福建乃至于中國的最高水平甚至創造了世界之最。
宋朝福建人口也達到歷史高峰，福建區域的開發全面展開，北宋后期福建開始出現人稠地狹耕地缺少的現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無地人口或從事工商業及其他職業，或遷入深山區和外區域，從而促進了福建商品經濟和文化發展與山區開發。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狹最為嚴重的地區，但與其相鄰的今廣東、廣西和海南島卻長期地廣人稀耕墾未盡，為了尋找新耕地，大批福建農民向兩廣以及其它耕墾未盡的地區遷移。
宋元豐八年(1085年)，泉州主客戶20余萬戶，泉州城內人口突破10萬人，成為全國八大州府之一。被稱為富州,又經150余年的發展，至宋淳佑年間(1241～1252年)增至25.57萬余戶，為歷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由上州升為望州。
宋代福州和泉州都十分繁華，但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泉州發展相好一些。
①五代十國時期，福州多遇戰火，而割據泉州的諸侯留從效竭力維持閩南的穩定，后來陳洪進和平獻土，使得泉、漳二地免受戰火，發展相對穩定，人口增多。
②北宋時期，泉州經濟逐漸發展，先后超過寧波和廣州，并在南宋時期躍升為世界第一大港口城市（泉州與亞歷山大港齊名）。泉州在元代有一段時間（1297年~1299年）取代福州作為福建平海中書省的省治。
③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有利于泉州的進一步發展，作為泉州府城的晉江縣鯉城鎮盛極一時，有“漲海聲中萬國商，市井十洲天下人“的美譽。
④福州在宋朝逐漸恢復元氣，歷代福州府尹勵精圖治，使得福州快速恢復并發展，但整體上還是比不上泉州。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福州出了許多狀元，這一點遠勝泉州。
⑤但是到了元朝末年，泉州府城毀于戰火，而福州繼續發展并超過泉州。泉州宋元四百年繁華毀于戰火，并在明清五百多年中長期處于貧窮落后。
⑥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泉州的晉江、石獅、惠安、南安取得長足發展，泉州才在2000年的時候GDP恢復福建省第一，并保持至今。
宋代海外貿易的繁榮, 有兩個因素起著主導作用: 第一, 經濟重心的南移, 導致了出口品主要產地和進口品主要銷售市場的轉移。換言之, 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出口商品的主要產地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在另一方面,當時的進口品主要是被稱為“ 香藥犀象” 的外國特產, 大多屬于奢侈品。這些進口品的消費地區, 主要也是商品經濟較發達、消費能力較強的地區。宋代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東南沿海( 以及四川) , 而最重要的消費中心是京城。在宋代, 京城從唐代的長安和洛陽, 首先轉移到相對比較接近東南的開封, 爾后完全轉移到位于東南的杭州。這一轉移, 也意味著進口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也轉移到南方。
第二, 在政府的貿易政策方面, 宋代與過去相比有頗大的變化。宋代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特點是既鼓勵又控制, 有較強的功利色彩, 其出發點是希望在鼓勵擴大海外貿易規模的基礎上, 政府能夠最大限度地占有海外貿易帶來的利益。作者強調這種海外貿易政策與宋朝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脫節。
宋代的海外貿易為何如此興盛？對外貿易的通道為何轉向了東南的海路？主要原因有：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元代，隨著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我國人民與亞、非各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聯系，比起前代來，都有很大的發展。
國際貿易是各國人民之間經濟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元代的國際貿易，包括海道貿易和陸路貿易兩個方面，而以海道貿易占主要地位。本文準備對元代海外貿易的情況作一些初步的考察，目的在于從一個側面來闡明當時我國與亞、非各國的友好關系。
元朝政府在消滅南宋政權、統一全國的同時，立即著手組織海外貿易。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當元軍取得浙、閩等地后，元朝政府就沿襲南宋制度，在泉州、慶元（浙江寧波）、上海、澉浦四地，設立市舶司，招降并重用原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員蒲壽庚。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向外國商船宣布：“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由于政府的積極提倡，海外貿易在改朝換代之際，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有所發展。
有元一代，經由中央政府先后指定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最多時有泉州、慶元、廣州、上海、澉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