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的地理方向也叫對外貿易的地理分布,是指一定時期內世界上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商品在某一個國家對外貿易中所占有的位,一般是以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商品在該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來表示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既標明了一國出口商品的去向,也標明了該國進口商品的來源,從而反映著該國進出口貿易的國別分布,表明著它同世界各國或地區經濟貿易聯系的程度
國際貿易地理方向也叫國際貿易地理分布,是指一定時期內世界各洲\\各國或各個國經濟集團的對外商品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所占的地位
觀察和研究不同時期的國際貿易地理方向,對于我們掌握市場行情的發變化,認識世界各國間的經濟交換關系及密切程度,開拓新的國外市場,均有重要的意義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又稱對外貿易地區分布或國別結構，是指一定時期內各個國家或區域集團在一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們在該國進出口總額或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來表示。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去向和進口商品的來源，從而反映一國與其他國家或區域集團之間經濟貿易聯系的程度。一國的對外貿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經濟互補性、國際分工的形式與貿易政策的影響。 對外貿易是指一國（或地區）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商品、技術和服務的交換活動。因此，提到對外貿易時要指明特定的國家。如中國的對外貿易等；某些島國如英國、日本等也稱對外貿易為海外貿易。
國際貿易亦稱“世界貿易”，泛指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或貨物、知識和服務）的交換。它由各國（地區）的對外貿易構成，是世界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國際貿易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已發生，并隨生產的發展而逐漸擴大。到資本主義社會，其規模空前擴大，具有世界性。 對等貿易：買方承擔向賣方購買同等價值商品或勞務。
展賣：在本國舉辦和參加國外舉辦的各種國際性博覽會或集市，集中一段時間進行進出口貿易。
加工貿易：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被稱為“三來貿易”
補償貿易：我方先以賒購的形式，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和技術等，待投產后，用所生產的產品和勞務償還貸款的本金和利息。補償貿易和加工貿易結合，通常稱為“三來一補”。
技術貿易：技術轉讓、技術引進。 對外貿易不僅把商品生產發展很高的國家互相聯系起來，而且通過對外貿易使生產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和地區也加入到交換領域中來，使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深入到他們的經濟生活中，使這些國家和民族的勞動產品日益具有商品和交換價值的性質，價值規律逐漸支配了他們的生產。隨著各國的商品流通發展成為普遍的、全世界的商品流通，作為世界貨幣的黃金和白銀的職能增長了。黃金和白銀除去具有貨幣一般購買手段之外，還被用來作為國際支付、國際結算與國際信用的手段。隨著黃金、白銀變成世界貨幣，產生了形成商品世界價格的可能性。世界價格的形成，表示價值規律的作用擴大到世界市場，為各國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條件進行比較建立了基礎，促進了世界生產和貿易的發展。通過對外貿易，參與國際分工，節約社會勞動，不但使各國的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且還可以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加速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實現。
1．發展對外貿易，可以互通有無，調劑余缺，調節資源的優化配置。
2．發展對外貿易，可以節約社會勞動，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
3．發展對外貿易，可以吸收和引進當代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增強本國的經濟實力。
4．發展的對外貿易，接受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和挑戰，可以促進國內企業不斷更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國際化水平。 1．XX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XX進出口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3．XX對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4．XX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XX外貿有限公司
6. XX國際貿易控股集團
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基礎是：建立外貿的生產基礎。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
1.對外貿易地理方向亦稱“對外貿易地區分布或國別結構”。一定時期內各個國家或區域集團在一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們在該國進出口總額或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來表示。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去向和進口商品的來源，從而反映一國與其他國家或區域集團之間經濟貿易聯系的程度，這通常受經濟互補性、國際分工的形式與貿易政策的影響。
2.對外貿易是國家間的商品交換活動，對外貿易地理方向，說明的是一個國家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的主要對象及其所占比重。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貿易中心或貿易集團，商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到什么地方去，進口商品主要從何而來。研究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可以看出哪些國家（或貿業中心、貿易集團）是本國的主要貿易對象和貿易伙伴；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同其主要貿易伙伴間貿易關系消長的變化（或自身的變化）。如某時期，商品主要出口到某一個國，進口也主要從該國來。一段時期后，貿易關系冷卻下來，再過一段時間，貿易關系又逐漸恢復，發展起來。
明清晉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選擇原因分析明朝的版圖，在北面以陰山一線為界，與蒙古后羿韃靼、瓦剌交界，因此，從政權劃分的角度來看，明朝時期山西商人同蒙古族后羿韃靼、瓦剌的交易行為應視為對外貿易。清朝統一了大漠內外和天山南北，在中國北部，當時烏里雅蘇臺（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屬清政府管轄，所以清朝時期，山西商人的對外貿易伙伴主要為俄羅斯。
清代前期殘酷的禁海令以及中后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在鴉片戰爭前只有廣州口岸開放通商。但是，清政府卻并不限制對俄羅斯的貿易的發展。因此，在清代，基本以長江為線，長江以南地區的商品主要通過廣州口岸同英、美等國家進行商品交換；長江以北地區的商品主要是供應西北漫長的中俄邊境線上的商品交易。晉省商人憑借天時、地利、人和之勢，成為中俄貿易中的勁旅，并很快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首。那么，為什么明清晉商的邊貿伙伴主要是西北地區的蒙、俄呢？究其原因如下： 十九世紀，法國的一位經濟學家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國界，士兵將跨越國界。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統治中原后，為鞏固其政權，在繼續追擊元蒙殘余勢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氣。洪武時期，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較多、規模較大的就有三次。永樂時期，朱棣曾經五次親征漠北，并遷都北京，以加強對北邊政治、軍事的領導。元蒙勢力在明朝軍事的壓力下，被迫北歸。后來，由于統治勢力削弱和內部爭權奪利，逐漸分化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明代蒙古各部雖無統一政權，不能有統一行動計劃，但由于是單一的游牧經濟，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中原，而明政權對蒙古各部采取嚴密的防范政策，限制他們與中原的交往。因此，頻繁外征，大肆“犯塞”掠奪是蒙古各部改變他們因游牧經濟單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質境遇的一種措施和最便捷的經濟補救手段。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兵部言虜以盛暑深入大同，使我疲于奔命，今雖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以待之，然虜盤踞既久，則在我防范漸疏。”
“嘉靖三十年（1552年）八月，虜二萬余騎寇大同虜衛，分掠朔、應、山陰、馬邑等州縣，攻夷打堡，殺擄數千人。”為防范戰爭掠奪，明永樂三年（1405），遼東馬市正式開市，時隔三十六年，即正統三年四月，大同又設立馬市。此后，多處設立馬市，供蒙漢邊貿，進行商品的物物交換，在滿足蒙古民族生產、生活之需的同時，也為中原內地提供了良種馬匹、人參、獸皮等塞外特產，溝通了長城內外的經濟交流，穩定的政局，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有史料記載，從隆慶六年以后，山西潞州鐵鍋流入馬市。至于邊外民族所需鐵制農具，也是“皆仰商人從潞州販至”。③明朝大臣楊一清，弘治十六年(1503)受命督理陜西馬政時，曾言：“自弘治十八年（1505）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由此可知，晉商在明代的主要貿易伙伴就是以蒙人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的邊塞少數民族。
1652年（清順治九年），清軍隊同入侵黑龍江流域的哥薩克武裝首次發生直接沖突。①此后，清俄之間在黑龍江及其上游一帶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沖突、戰爭時斷時續地打了幾十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1689年），雙方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確立了雙方貿易和友好往來的各項原則，從此，為晉商對俄貿易打開了大門。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規定在中俄邊境的尼布楚、恰克圖等地通商互市。條約簽訂后北方邊境地區的安定與和平，為山西商人打開了更為廣闊地對外貿易途徑。俄羅斯所需要的中國商品，如茶葉、布匹、煙葉、絲綢等，更是山西商人運銷俄國的大宗商品。據《中國對外貿易史料》記載,道光十七年（1837）到道光十九年（1839），恰克圖每年平均銷往俄方的茶葉高達8萬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至12萬箱，約折1240萬盧布。就中俄雙方貿易值而言，嘉慶五年（1800）達1596萬盧布。此后，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 1300——1500萬盧布之間。俄國成為清政府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英國。山西商人正是這對俄貿易中的勁旅。 明清晉商的崛起與山西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有著很重要的關系。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說，境內東西分別為太行、呂梁山脈，北部地瘠人貧，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雖然多沃土，但“地狹人稠”，農田不足。據統計，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28畝降至 4.88畝。其中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達到最低點，為3.95畝。
盡管山西耕地較少，但自然資源卻很豐富。據顧炎武《肇域志》記載：“綾：太原、平陽、潞安三府及汾澤二州俱出。綢：出潞安府，澤州之間有之。鐵：各處多有，冶為陽城尤廣。黃鐵：交城靜樂縣有冶。銅：代州風游谷及垣曲縣北山俱出”。由于人多地少，生活艱辛，人們不得不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加工制作后出售，以換回自己需要的物資。因此，晉地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為人們從事商業活動奠定了物質基礎。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決定于兩個國家經濟間的互補性，兩個國家經濟間的互補性越強，貿易關系就越密切。
明長城以西、以北地區的韃靼、瓦剌、海西女真等游牧民族，人不耕種，地無他產，“衣皮毛，食肉酪”，因而，日用的緞布、茶葉、米鹽、鐵器以及針線等，一向依賴漢族地區供給。他們用馬匹或采集、狩獵得到的人參、貂皮等特產與漢族交換鐵鍋、農具、耕牛、鹽、布等生活用品，以維持再生產。俄國當時的生產力也不發達，緞布、茶葉、鹽等也是靠貿易換取，以維持經濟正常發展。
明清時期，正是我國商品經濟出現并迅速發展的時期，山西的手工業商品的生產，特別是鹽、鐵、潞綢、煤炭業等均有一定發展。在鹽池生產技術上，明代比前代有所進步，如：以池旁耕地為畦隴，“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濁水滲入，淤定鹽脈。凡引水種鹽，春間即為之，久則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風大起，則一宵結成，名曰顆鹽，則古老所謂大鹽也。”這就是所謂的制解鹽法。明萬歷時，鹽引達1440700道，反映了明代池鹽生產的增長趨勢。
洪武初，山西全省生鐵產量為“1146917斤”，居全國各省鐵產量第五位，其中交城的方子鐵，質地優良，適用于鑄造兵器。《明太祖實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