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中國同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同中亞、西亞國家的貿易，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同東南亞經濟交流
唐朝：這個應該很熟悉，唐朝經濟文化高度發達，而商業貿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唐朝的對外貿易正好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宋朝：廣州等城市是重要的外貿港口
明朝：鄭和下西洋，宣揚了國威，最遠到達西印度洋，是對外貿易的一次海上遠航活動
宋代是古代貿易發展的最高峰。由于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
宋元時，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中國船隊是最活躍的船隊。宋元明清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游歷家。
經營方式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
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目前已知的“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商船由廣東、福建等沿海港口碼頭出發，縱跨南海、橫越印度洋，至東南亞，甚至是非洲，將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歐洲。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香藥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僅有史記載的湮沒在這條海道上的沉船事件就有100多宗。但“海上絲綢之路”具體路線、有哪些停泊港口還是一個謎。
中國在漢代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唐宋元時期最為鼎盛。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形成主因是中國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地方諸侯也需海外資源交易以維持統治，東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風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國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項交流。
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其中，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清兩代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稱為“歷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泉州是宋末至元代時中國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
價值影響：
經濟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作為古代中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宋元時期東西方世界格局的變化，航海技術的突破和空前經濟貿易訴求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中國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由東南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運往阿拉伯世界及亞非其他國家，而香料、毛織品、象牙等等物產則從海外帶到中國。
文化影響
人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進行的活動內容非常廣博，包括航線的拓展，航海技術的交流演進，外來僑民的流動，官方使節的往來，宗教、音樂藝術的傳播，異域物種的擴散等等。
元朝時馬可波羅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綢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意大利，他的游記深刻影響了中世紀還在蒙昧時代歐洲對東方的向往，海上絲綢之路對西歐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產生了直接促進影響。
歷史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自明朝海禁后就走到了盡頭，從海絲的興衰史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杰出成就，也能看到其與國家興衰榮辱相伴的經驗教訓。從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上，以史明鑒，可以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貿易對大國和文明興衰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如何合力應對國際間的競爭，這些對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有積極意義。[6]
在新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倡導建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富含軍事意圖與地緣政治意圖的發展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構建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戰略舉措，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有利于擱置爭議、增進共識、合作共贏，推動構建和平穩定、繁榮共進的周邊環境；也是新形勢下中國應對挑戰、用開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徑；還是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的深遠謀劃，不僅有助于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對促進區域繁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并最終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繁榮，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
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