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據《元豐九域志》，元豐年間（1078－1085）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序，崇寧元年（1102）有戶2000萬（實際諸路相加為1730萬戶），則12世紀初，北宋境內人口已超過1億大關。吳松弟教授認為，北宋大觀三年（1109）戶數達2088萬，人口約11275萬。遼代人口最鼎盛的天祚帝初期（12世紀初），約有140萬戶，900萬人；西夏約有300萬人，中國全境大致共計14000萬人口。
仍以秦淮為界，元豐時北方有戶530萬（崇寧時為540萬），南方有戶1100萬戶（崇寧時為1240萬）這反映了從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南遷和南方經濟的發展帶來的人口滋長，使南方人口的絕對數字開始超過了北方。這是我國人口南北分布變化的轉折時期。
北方諸路中以首都開封府一府所置的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豐時有戶23萬，崇寧時有26萬。吳松弟認為北宋末年開封府人口密度可達每平方公里21戶左右，為國內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但開封府周圍地區，人口則顯稀少。其次是永興軍路（今陜西大部），元豐時有戶84萬，崇寧時有100萬；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兆府，元豐時有22萬，崇寧時有23萬。每平方公里70戶左右，遠遠超過其他府州，這與其地為北宋對付西夏的前線有關。其他諸路大體在50－80萬戶，秦鳳路戶數最少，不到50萬戶。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東南地區的兩浙、江南東、江南西和福建四路，相當于今天上海市、蘇南、皖南、和閩浙贛三省，元豐時有戶521萬，崇寧時571萬，占南方人口的1/2。其中兩浙路（上海蘇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戶數最多，元豐時177萬，崇寧時197萬。其余依次為江南西路（除江、信、饒三州外的江西省），元豐時128萬，崇寧時166萬；江南東路（今天皖南、大茅山以西的蘇南和江西省東北部），元豐時107萬，崇寧時101萬；福建路元豐時99萬，崇寧時106萬；其他諸路元豐與崇寧時差不多，淮南東、西路約130萬戶，京西南路（河南南陽盆地和治水中上游）40萬戶，荊湖南北路不過140－150萬戶，川峽四路總起來不超過20萬戶，廣南東西路僅80余萬戶。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黃河流域出現我國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北方人口南遷，先是1127年汴京陷落，一直到紹興和議；1161年完顏亮毀約南侵，大批人口再次南渡。以北宋崇寧元年和南寧紹興三十二年（1162）戶數相比較，兩浙路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成都府增加21萬戶，潼川府增加24萬戶，夔州路（較元豐）增加14萬戶。
13世紀初，南宋與金均進入人口峰值，分別有人口8500萬和5600－5700萬，如果加上西夏約300萬，共有14400－14500萬。
蒙古南下，北方人口損失嚴重，1236年，僅得110萬戶，是金代鼎盛時期的泰和七年（1207）戶數的13%，下降幅度之大，在中國人口史上亦屬罕見。南宋主要損失在四川，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的戶數大約只及宋嘉定十六年（1223）的4%，加上可能未登記的人口，也只及15%－19%。至元二十七年全國大約有1500萬戶，75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損失一半。元末至順年間，1700萬戶，人口8500萬左右，為元代人口的峰值。地域分布上，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相當于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湖北小部、貴州大部）竟占全國戶口數的80%以上。
兩宋時期是太湖流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躍居全國前列的關鍵時期。而在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則是社會經濟賴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本文試對宋代該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作一探討。
一、可耕土地的徹底墾辟
在農業社會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生產資料，耕地面積的擴大直接關系到農業的發展。經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江南開發雖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直到北宋景佑年間，張方平出宰昆山時，太湖流域還是“地曠人殺，占田無限，但指四至涇瀆為界”，表明這里的農田墾拓還是大有潛力的。 [1] 北宋和平時期遷入當地的移民雖有記載，卻未成規模。靖康南渡，鎮江、常州、無錫、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線，也是大批移民落腳定居的首選之地，以至隨處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業之民”；有研究表明：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江南地區（相當于宋代兩浙路和江南東路的東北部）的移民遷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區則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為密集。 [2] 大量移民涌入，帶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因為人口劇增而造成對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為耕地的量的擴大和質的提高，為農業高度集約化經營提供了充分的勞動力。
總的說來，直到北宋后期太湖流域在耕地上仍未見明顯壓力。宣和元年（1119），農田所還將浙西的“遠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蕩及湖濼退灘、沙涂等地并打量步畝，立四至坐落”招人請佃，可以視為佐證。 [3] 當地對耕地進行全面徹底墾辟是在南渡以后。南宋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誥補授官資的方式勸諭開耕兩浙荒地；淳熙年間，孝宗繼續采取蠲放苗稅的政策，獎勵“兩浙民戶將已業土山，施用工力開墾成田”。 [4] 在政策鼓勵和人口壓力下，當地農民改造開發低洼地，墾殖草葑茭蕩及退灘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爭地，向水爭地，使可耕田畝有了可觀的增長。到紹熙時，吳中已 “四郊無曠土，隨高下皆為田”，張方平所見景象已不復存在；連湖州偏僻山間，紹興以后也多有匿戶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墾開巖谷，盡其地力”。 [5] 總之，太湖流域所在的兩浙西路是宋代墾田最盛的地區，“膏腴沃衍，無不耕之地”。 [6]
在拓墾可耕土地的過程中，太湖流域的農民充分利用當地的地理條件，發揮聰明才智，開辟各種途徑，不少新的耕田名稱始見于史籍。
其一，沙田。《正德姑蘇志》卷15《田地》說是“民自經理江湖沙漲地為田”。王楨在《農書·農器圖譜集·田制門》里也說：“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為塍埂，可種稻秫；間為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潮溝，旱則頻溉；或旁繞大港，澇則泄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于他田”。沙田漲沒不定，無法精確測量步畝，享受免征或少征租稅的政策優待。這種耕作和政策上的雙重優越性，確令農民提高了墾殖的積極性。據《琴川志》卷6《版籍》，在常熟縣總耕地數2,321,563畝中，沙田為4964畝，占2‰，這一比例或可作為當地沙田在耕地數中占有率的參數。
其二，塘涂田，亦名灘涂田、塘田、涂田。上引《農書》說：瀕海之地，“其潮水所泛沙泥，積于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為稼田”，這是指沿海灘涂田。此外大河之側、水匯之地和陂澤之曲，“凡潢污泗互，壅積泥滓，水退皆成污灘，亦可種藝”。《琴川志·版籍》記常熟縣有塘涂田362畝、塘涂地457畝，應屬后者。
其三，圍田、湖田。這里所說的圍田是指以圍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爭得的新耕地，以此圍湖墾辟的田，也稱湖田，例如宜興即“縣多湖田”。 [7] 但在宋代文獻中，這種新拓耕田往往與圩田混稱。實際上，圩田是指將已耕熟田筑以堤圍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圍田則主要是指一種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稱，當然這種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為圩田，但在墾拓初期畢竟是有區別的，故而《文獻通考》卷6將“圩田水利”和“湖田圍田”分別列目。宋代江陰境內的芙蓉湖，“周圍一萬五千三百頃，又號三山湖，今皆為圩田”，這些圩田顯然是由湖田圍田改造而成的；而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內因修筑堤岸，“變草蕩為新田者凡十萬畝”，自然也是圍田或湖田；紹興年間，太湖“瀕湖之地，多為軍下兵卒侵據為田”，“蓋隊伍既眾，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壩田也是圍田和湖田的別稱。 [8] 圍田或湖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向水爭田增加了可耕土地，據《琴川志·版籍》，理宗時常熟有圍田54,016畝，約占全縣總耕地數241,982畝的2.2‰；另一方面毫無節制地圍水造田，使河湖水面急遽減少，破壞了生態平衡，惡化了農田水利的環境。
其四，葑田。北宋蔡寬夫指出：“吳中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根為水沖蕩，不復與土相著，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因為葑田是浮動的，蘇州遂有投訴“夜為人竊去田數畝”的佚事，范成大詩說“不看茭青難護岸，小舟撐取葑田歸”，印證葑田確是可撐取竊走的。 [9] 上引王楨《農書》名之為架田，稱其“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大體說來，蔡氏所說葑田，最初是自然生成的，當地農民受其啟發，有意“以木縛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故謂之架田。葑田不愧是江南水鄉人民在與水爭田過程中的出色創造。
此外還有宋代括官田時經常提及的積水茭蕩田。這類田雖已非湖澤河汊，但尚未成為可耕的塘涂田。理宗時，常熟即有這類田3216畝。另有安吉縣境內“陂堰舊有七十二所，蓋其地勢高仰，近山之田號承天田，亦號佛座田，謂層層增高，灌溉不及也”，“儲蓄灌溉，全藉陂堰”。 [10] 承天田、佛座田是當地農民向山爭地的例證，“層層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對這一地區耕地的增長作定量分析不無困難。范仲淹在景佑年間（1034－1037）稱蘇州出稅之田3,400,000畝；而另一研究表明，蘇州在雍熙（984－987）前后的耕地數至多不會超過1,400,000畝， 50年間耕田數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1235）常熟的耕地數為2,419,892畝，常熟是蘇州平江府5個屬縣之一，倘以該數據作為5縣之平均數，那么這時蘇州總耕地數應在12,000,000畝左右，約為景佑耕地數的3.5倍，雍熙耕地數的8.5倍。 [11] 從墾田增長率來看，顯然景佑以后遠遠超過景佑以前；南宋遠遠超過北宋。以上分析雖有推斷的成分，但或可據此把握太湖流域在兩宋時期耕地墾辟增加的總體趨勢。
二、水利田的全面建成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兩宋時期太湖流域農業經濟的決定性進步，是與水利事業的長足發展分不開的。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中稍具規模的水利事業，政府的組織作用和管理機能至為關鍵。《隆慶長洲縣志》卷2《水利》指出：“江南水利，無論漢唐，計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興利也”。宋代在財力物力上給水利建設以積極的支持。熙寧變法大興水利之時，凡有疏導水患而開決農田時，“即以官田計其頃畝，撥還田戶，如無田可撥，即計田給直”；政和六年（1116），徽宗撥封樁米10萬石、常平本錢10萬貫等命趙霖主持平江水道的大規模疏浚工程。 [12] 北宋曾給兩浙路等下詔：“轄下州軍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類合行開修去處，選官計工料，每歲于二月未農作時興役，半月即罷”，把興修水利納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規公務。 [13] 興修水利的諸多內容在宋代不僅作為州縣長吏的重要職責，還直接與考課磨勘優劣相聯系，使他們對屬地水利不敢掉以輕心。
當地人民深知太湖農田水利的癥結所在，高度重視疏浚工程和堰閘工程，創造了成功的經驗。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廣袤農田去水澇之害而得沾溉之利。例如，至和二年（1055），調發民夫15.6工，疏浚諸涇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無洿潴，民不病涉”，兩岸膏腴之地數百萬頃都蒙其利；宣和元年（1119），趙霖役工278萬余，歷時19個月，浚治1江、1港、4浦、58瀆，使平江府“二十年間并無水患”；政和五年（1115），江陰浚治橫河、市墩河、東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鄉之田，頻苦旱澇，盡除其患”，得益農田達6,573頃；乾道二年（1167），開浚顧會浦河道，“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 [14] 開通疏導河湖港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