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貿易全球化為首要內容的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和商務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深入分析和把握當前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和特點，對于我們科學決策，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把握好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機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貿易步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期，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愈加明顯
伴隨世界經濟較快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的縱深發展，當前國際貿易增長明顯加速，已經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期。2004年，全球貨物貿易名義增長21%，創下25年來的歷史新高。在世界經濟強勁增長、國際市場對能源原材料商品需求旺盛以及美元貶值因素的影響下，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呈現出高速增長態勢。全球貿易的高速增長既是科技進步、生產力提高、國際分工深化的共同結果，同時它又促進了世界生產。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的增長率連續超過世界生產的增長率，導致世界各國的外貿依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貿易格局保持不變，中國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新生力量
美、歐、日三大經濟體既是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在國際貿易中也居于主導地位。目前，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世界貨物出口70%以上的份額和服務貿易90%以上的份額，更為重要的是，發達國家通過開展區域貿易合作和控制多邊貿易體制來主宰國際貿易秩序，并在國際交換中獲得了大部分貿易利益。
中國是近年來國際貿易增長中顯眼的“亮點”，表現為中國不僅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和排名不斷攀升，而且對全球貿易增量的貢獻也更為顯著。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額達到11548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占全球貨物貿易總額和增量的比重分別達6.4%和20%。
(三)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新的挑戰，全球范圍的區域經濟合作勢頭高漲
2004年8月1日，世貿組織147個成員就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框架達成了協議，但協議的內容較為原則和籠統，各成員在農業、非農市場準入等問題上仍存在很大分歧。2005年是多哈回合談判的關鍵一年，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將在12月香港部長會議上就主要議題的實質內容進行談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區域貿易協定紛繁多樣、成員交叉重疊，一些貿易協定已超出傳統的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的范圍，這對多邊貿易體系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同時，以區域貿易安排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加速發展，并呈現出不少新的趨勢：一是區域貿易安排迅猛發展。二是主要貿易大國都在追求區域貿易安排的主導權。三是區域貿易安排成員間的貿易比重進一步上升。2004年，區域內貿易總量占國際貿易總量的比重已超過50%。四是國家之間的競爭正在向區域經濟集團之間的競爭轉變。區域貿易安排已經成為各國爭取市場資源、擴大發展空間、提升國際地位的戰略手段。
(四)國際貿易結構走向高級化，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發展方興未艾
國際貿易結構的高級化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互為依托，其變化趨勢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伴隨著各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全球服務貿易發展迅猛。近20多年來，國際服務貿易規模已經從1980年的3600億美元擴大到目前的2.1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的19%。在行業結構上，服務貿易日益向金融、保險、電信、信息、買粉絲等新興服務業傾斜，傳統的運輸業、旅游業所占份額持續下降；在地區分布上，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所占份額繼續擴大，東亞地區的增長尤其顯著。二是高技術產品在制成品貿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訊技術產品出口增長最快。同時，由于跨國公司紛紛把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
一、我國對外貿易的特點
(1)規模達，份額多：數據統計，2021年我國總體進出口規模已經超過6萬億美元，且前三季度的進口和出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均創歷史新高。
(2)主體活力持續加強：數據顯示，我國2021年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超過56.7萬家;其中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了26.7%，占比有所提升。
(3)對主要貿易伙伴進出口增長較為快速：如對東盟、歐盟和美國的出口分別增加了19.7%、19.1%和20.2%。
(4)外貿商品的結構逐漸優化：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增長較快，其中新能源汽車的出口增長了3倍。
(5)服務貿易升級較快：數據顯示，我國2021年，個人文化和娛樂、知識產權使用費等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分別增長36.2%和29.3%。
二、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因素
(1)大量高質量創新型、技能型人才：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外貿易發展轉變為主要依靠來源于持續性創新和產品品質提升的競爭新優勢，勞動者在對外貿易發展中的主要作用也由提供廉價勞動向提供知識、技能轉變，因此，創新型、技能型人才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因素。
(2)高質量發展的外貿產業：國內產業發展狀況是對外貿易表現的基礎和根本決定因素，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國內產業率先實現高質量發展。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內涵的多樣性決定了外貿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多角度性，以便保障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全面實現。
(3)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成就表明開放是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為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要加快調整中國開放型經濟在區域上集中于東南沿海、以制造業開放為主及追求商品、生產要素單向流動的發展狀況，實現對外開放水平層面上廣度的擴大和垂直層面上深度的提升，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力和制度保障。
(4)較高的對外貿易數字化水平：數字貿易更加有利于國際市場上供需匹配的實現和國際營銷渠道長度的縮短，顯著降低了國際貿易的“門檻成本”，大幅度提升了交易效率，為中小企業和落后國家或地區的企業規避傳統國際貿易模式下的沉沒成本約束參與國際貿易提供了有力支持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
第二十七條國家對與軍事有關的國際服務貿易，以及與裂變、聚變物質或者衍生此類物質的物質有關的國際服務貿易，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維護國家安全。
在戰時或者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自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18年恰好40年，回望中國改革開放走過的道路需要審視的問題很多，其中對外貿易是個非常重要的論題。
中國對外貿易40年來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怎樣看待這些成就？40年的外貿發展對中國經濟和體制產生了怎樣的效應？過去40年的貿易政策演進走了一條什么樣的軌跡？40年后的今天，中國外貿發展必須面對的約束條件以及下一步選擇的方向何在？
中國外貿：40年發展的成就
分析中國對外貿易40年的發展成就應從兩個背景切入。
第一個背景是后發型大國。作為后發型大國，中國經濟與外貿應該與哪些國家去比較？答案無疑是美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上瞄準的第一目標當然是美國，但日本在經濟趕超與貿易擴張方面則有很強的參照性。
若以美國為目標，比較中日兩國經濟總量與貿易總額的趕超（見圖1）至少可以發現兩點：
一是中國的GDP趕超雖然很快但略遜色于日本。公認的戰后日本經濟再起飛時間是1955年，該年日本GDP只相當于美國的2%，外貿相當于美國的16%，而1980年其GDP和外貿總額則分別上升到相當于美國的32%和54%。中國在1980年前后經濟再起飛，該年中國GDP和外貿分別相當于美國的7%和6%，2005年中國這兩個數據分別相當于美國的18%和36%。
由此可見，25年間日本GDP和外貿分別追趕了美國14個百分點和38個百分點，同期中國GDP和外貿分別追趕了11個百分點和30個百分點，均比日本慢。
若以40年時間維度來比較，日本在1955～1995年的40年間GDP追趕了美國69個百分點（從2%上升到71%），貿易規模追趕了美國46個百分點（從16%上升到52%）。中國在1978～2017年的39年間GDP追趕了美國56個百分點（從7%上升到63%），同期外貿總額追趕99個百分點。
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在GDP追趕方面比日本遜色得多，但在外貿追趕方面比日本超前很多。
第二個背景是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2017年世界銀行研究報告顯示，2000年全球價值鏈由兩個彼此稍有分立的網絡構成，分別位于歐洲和亞太。其中亞太的價值鏈組合與轉換核心是美國，歐洲的核心是德國。所謂價值鏈組合與轉換核心就是從多國進口中間產品，再進行加工組裝后出口。中國位于亞太價值鏈的邊緣，通過中國臺灣和韓國擠進了全球價值鏈。
但到了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后的第5年，中國已經作為東亞價值鏈的組合核心初露頭角。在這期間亞太價值鏈網絡分化，形成了東亞價值鏈網絡，中國位于這個網絡的核心地位。這樣，全球三大價值鏈網絡與3個核心的格局初露端倪。其中，德國是歐洲價值鏈的組合核心，美國是北美價值鏈的核心，中國則成為東亞價值鏈的核心（見圖2A和圖2B）。
2011年，中國在外國價值利用與組合規模上超越了美國和德國，成為全球GVC三大核心之首。如圖2C所示，2011年亞太地區形成了美國和中國兩個價值鏈組合核心并存的格局，但德國在歐洲卻穩穩地占據著核心地位。到了2015年，中美在亞太價值鏈中出現分庭抗禮的情況，把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核心連接的國家要比美國多（見圖2C）。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釋中美貿易摩擦的緣由。
可見，中國對外貿易40年最值得關注的成就是中國相對于日本趕超美國的規模變化，以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迅速上升。
中國外貿：40年擴張的效應
在40年中國對外貿易擴張效應中最值得強調的3個效應分別是：經濟增長效應，外貿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制度改革效應，外貿倒逼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也造成了一種倒逼的力量和機制；重要行業的激發效應，因為很多行業是從貿易發端的。
1.經濟增長效應
研究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有兩個線索難以回避。
一是需求方面“三駕馬車”中的貿易貢獻率。外貿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呈現3個階段：1994年匯率并軌以前的震蕩階段，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忽高忽低；1994～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相對穩定階段；2008年之后外貿貢獻率呈現下降態勢的階段（見圖3），進出口差額的變化也反映了這樣的態勢。
1978～2017年40年間，外貿順差30年，逆差10年，累計順差4萬多億美元。可見凈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明顯。
另一個線索是作為發展中國家背景的外匯缺口，即國際收支變化對于經濟穩定增長的效應。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多年間，中國一直承受著嚴重的兩缺口約束，即錢納里教授提出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其中外匯缺口大小可以用特里芬（Triffin，1960）的外匯儲備與進口外匯需求比作為參照。他認為一個國家適度的外匯儲備最少應能支撐3個月的進口外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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