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治生活的嗎？
（1）國家利益是國家間關系的決定性因素。發展對外貿易符合我國利益，有利於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2）發展對外貿易，有利於加強我國與各國的交流與合作，實現雙贏。
（3）我國發展對外貿易，有利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3）發展對外貿易，有利於增強我國經濟實力，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入世"可使我國積極參與制訂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變被動為主動；也可加大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發言權，從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對于中國而言，國際貿易游戲的規則都是外生的，不是中國內部制定產生的，這就很被動。而且，別人決定了，我們必須服從。以往我們同美國談最惠國待遇時，他們就是用WTO的規則來壓我們。我們不參加WTO貿易規則的制訂，卻又要被迫接受別人制訂的結果，這就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很被動。比如，別人說，某產品的包裝規定變了，我們原來出口的產品的包裝就要跟著變；一個衛生檢疫的規則變了，我們出口的產品會被退回。因此，我們常稱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不確定的。我國貿易數額那么大，但又不確定，這就直接制約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規則的制定者注定是規則的受益者。如果中國沒有參與新的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談判，參與新規則的制訂，那么新規則反映中國的利益就會很少，將對中國今后的競爭更加不利。因此，這也是中國爭取盡快加入世貿組織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國將會在世貿組織中擁有新協議的重要表決權。而表決權的意義在于：雖然我們看到世貿組織的大多數協議似乎是反映發達國家的利益的，但是在135個成員構成中，除29個發達國家和地區外，其余全是發展中國家（地區）和不發達國家（地區）。世貿組織中重要協議需要四分之三通過；而且，世貿組織無論成員方大小，每一成員都只有一票，這個決策機制對中 國十分有利。而中國至少可以聯合到35個發展中成員和不發達成員，占世貿組織的四分之一多，從而有很多機會可以維護自己在世貿組織中的利益。這也是美國國會對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持謹慎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特別說明的是，世貿組織是唯-一個美國沒有否決權的國際性組織。中國如果不抓住機遇趕快加入，依然猶豫不決，那么我們將會面臨重大挑戰。這是因為，任何一國要想成為經濟大國，無論它多么謹慎行事，肯定不可避免要和其他國家發生貿易摩擦。那么，在什么架構下解決摩擦就顯得特別重要。是按照雙邊的游戲規則解決，還是按世貿組織多邊的限制規則解決，這時何去何從就顯得相當重要。
在加入程序上，世貿組織與關貿總協定有一點很重要的區別，即申請加入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組成一個工作組，工作組向世貿組織所有成員開放。工作組一旦確定以后，申請加入國要與工作組成員完全達成協商一致，才能起草加入議定書，否則不能寫議定書，更不要說去投票表決了。很有意思的是，世貿組織沒有開除一個國家的機制，也就是說，即使違規了，它只能施以懲罰，而不能開除成員資格。
中國加人WTO，也是更深一層地介人到世界游戲規則中，所以對這個游戲規則，我們具體做法可用四句話加以概括：一、承認；二、遵守；三、利用；四、參與修改與完善。也只有參與進去，你才有資格參與修改和完善。
近年來聯合國的經濟職能越來越下降，而世貿組織的經濟職能則在不斷上升。中國如果不能成為世貿組織中的一員，21世紀將面臨極為不利的競爭局面。
希望采納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的手段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以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已難以對此做出合理解釋。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發展迅速，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