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國內商品貨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促進了中國同東西洋貿易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明代有日本海盜經常騷擾沿海居民，清初有東南沿海鄭成功反清勢力的存在，因而在對外貿易問題上是閉關自守還是開放海禁，是由官府壟斷還是允許民間經營，就日益成為人們注目的問題。明代的丘濬反對閉關自守，主張進行海外貿易。他依據的理由是：①中國的商品固然能自足自用，但外國卻需要中國的商品,因而海上走私不斷，如繩之以法,不惟無益，反而有害，不如開海禁進行對外貿易。②日本海盜雖“累為沿海之患”，但暹羅、爪哇等國卻同中國友好通商，只要禁止同日本貿易，開海禁不致招惹邊患。③如讓民間從事海上貿易，官府征稅，對國家財政收入亦有所補益。清代的藍鼎元也極力反對封關禁海。他生長于福建，熟悉東南沿海的貿易情況。雍正二年（1724），他寫了《論南洋事宜書》，針對清政府頒布禁海詔令所持的理由（如怕賣船與番，運米接濟異域，被海盜劫掠等）,均根據事實，逐條加以駁斥，并痛言海禁之弊,指出“百貨不通、生民日蹙”，“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無聊之狀，皆因洋禁”。因此，他主張開放海禁，官府不加干預，讓人民自由經營對外貿易。藍鼎元是從國民經濟的角度論證開展對外貿易的好處的。他認為外貿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繁榮沿海地區經濟，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到鴉片戰爭前后，魏源主張對外貿易應由國內外私商自由進行，甚至贊成派軍艦為私商護航，而且首次對貿易差額進行分析，這在當時的中國都是新穎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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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代后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民間貿易為主，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官方為主。明代中后期由于北有蒙古、南有倭寇，所以國家政策傾向于保守，政府明令禁止對外貿易；但是由于茶、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擁有巨大國際市場而且商路順暢，所以民間商人抵不住利益的誘惑。清政府雖然也秉承禁止對外貿易（保留對外出口——廣州），但是鴉片戰爭以后，清廷政策轉變，對外貿易是實現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所以大型采購、興辦大型工廠都是官府所為。
其次，明代的時候主要是向外輸出本國產品，當時明朝人口過億，勞動力和生產水平都大大超過海外，再加上產品的獨有性，商品幾乎都是對外傾出的。而清代則主要從國外輸入產品。清朝時，西方經過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大超越中國，則理所當然產品向龐大中國市場傾銷。值得指出的是，中間使用的貨幣是美洲的白銀。
最后，明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和西北、東北等疆域邊緣地區；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則深入到沿江的內陸甚至其他地區。明朝由于是民間貿易，所以邊疆地帶有地理優勢。而清代在鴉片戰爭以后，陸續開放通商口岸，這其中就有內地的沿江等地，而且政府籌辦的民用、軍用工廠也有很多設立在內地。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兩朝疆域差別很大，對西北方面的貿易也有很大不同。
到明中葉的嘉慶、萬歷年間，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期是明從盛轉衰關鍵，階級矛盾尖銳，中等規模的農民暴動不斷發生，與此同時，民族矛盾逐步顯露，邊境少數民族崛起，擾亂邊防，倭寇和海盜乘火打劫，沿海地區不得安寧，矛盾錯綜復雜。與此同時，經濟繼續發展，資本主義萌芽開始。
農業方面，傳統的糧食作物稻、菽、麥、稷、黍五大類繼續發展，品種不斷增加，雙季稻獲得較大發展。玉米、番薯等新作物的引入和傳布，為糧食增產開辟了新的途徑。
經濟作物廣泛種植，棉花在江蘇、浙江、河北。桑葉種植業在浙西地區蓬勃興起。甘蔗種植盛行于福建、廣東和四川。染料作物如藍靛，在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普遍種植。油料作物如花生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已普遍種植。煙草于萬歷年間從呂宋引進到閩廣，在明朝后期成為福建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作物品種的增多，土地的開發和利用率得到進一步提高。明朝中期農民經濟商品化傾向發展進一步加強。城市經濟較為發達，市鎮興起，白銀取代明朝政府法定鈔幣，成為通行的主要貨幣，
經濟的發展，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土地買賣更加頻繁，田底權與田面權的分割和獨立轉移，成了土地買賣的一種主要方式。農民內部日益分化，租佃經營成了主要的生產關系。在明朝嘉靖二十九年的時候，明朝最聰明的皇帝嘉靖皇帝，已經穩穩當當的做了二十九年的皇帝。年輕的嘉靖皇帝在即位初期，勵精圖治驅除弊政，國家幾乎有了中興的氣象。但如今的嘉靖皇帝，只不過是一個成天求仙問道的油膩中年男人，沒有了年輕時候的魄力和雄心壯志。這并不奇怪，因為明王朝依然非常強大。只是讓嘉靖皇帝和大部分明朝臣子沒有想到的是，當明朝出現中興曙光之時，北方也出現了一代雄主，俺答汗。
嘉靖劇照
這一年的六月，一支蒙古騎兵南下，和以往小股隊伍騷擾邊境不同的是，這次來的是蒙古軍隊的主力，足有十萬人之多。蒙古大軍浩浩蕩蕩，毫無預兆的出現在大同以北的地方，已經兵臨城下。這時候，駐守大同的是明朝大將仇鸞。這位靠著嚴嵩才飛黃騰達的邊關將領，沒有一點和蒙古騎兵大戰的勇氣。立刻表示，只要蒙古大軍不進攻大同，其他地方隨便走，我這里絕不阻攔。
于是，明王朝九邊之一的大同成了一個擺設，蒙古大軍繞開大同，從古北口直搗京城，一路燒殺搶掠，橫掃北京城外順義、懷柔、通州等地，一路瘋狂攻擊京城以外的老百姓，史料記載，這次蒙古的軍事行動，殘殺人畜二百余萬，直接打到了北京宣武門附近。整個明朝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無兵可用。十萬蒙古軍隊，繞著京城，燒殺搶掠一月之久，這才滿載而歸，大搖大擺的回到了蒙古老家。而在回歸途中，也沒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攻擊。
這是明王朝僅次于土木堡之變的第二大恥辱，史稱庚戍之變，又稱庚戍之恥。而這場恥辱事件，卻又顯得無比詭異。俺答汗來的詭異，明朝的兵將表現得詭異，結果也非常詭異。整個事件，都透露著一種匪夷所思的奇怪味道。
很顯然，俺答汗并不像滅亡明朝，也不想打破北京城，如果他真的有如此野心，按照明朝將領的表現，這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俺答汗的行為，似乎只是為了搶劫一番而已。但這種搶劫，透露太多信號。
從史料記載看：俺答汗的這次軍事行動，只想要兩個結果，一個是“封貢”一個是“互市”。從嘉靖十三年開始，俺答汗就開始不遺余力的像明王朝示好，希望能夠的得到冊封，能夠有資格向明王朝進貢。而嘉靖皇帝，無一例外的拒絕了。于是，才有了俺答汗這次出乎意料的軍事行動。
問題就出在這里，按照俺答汗的說法，他非常想要向明王朝進貢，并且希望得到冊封。這是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在中國古代，萬國來朝是一個朝代盛世的主要評價標準之一。因此，幾乎所有朝代，都不會反對他國進貢，在明朝初期，不斷地接受朝貢，不斷的冊封各種各樣的官職，來維系自己的統治地位。而這種表面上的盛世以及名義上的萬國來朝，明王朝卻要付出難以啟齒的代價。
明王朝從建國開始，對于明朝以外的國家，都處于一種“寬嚴皆誤”的尷尬局面，朱元璋、朱棣時代，大規模進攻北方勢力，一度橫掃漠北，但這種打法，就如同打地鼠一般，打掉一個，又冒出來一個，明王朝不斷地征討，卻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北方的威脅。而對于外交，明王朝有了七下西洋的壯舉，卻發現這種外交的消耗，遠超過自己的預期，國力受到嚴重的削弱。
朱元璋劇照
鄭和的七下西洋，絕不是一次單純意義上的對外貿易，和五十多年后的迪亞士、達伽馬這些人的目的不同，外交的目的遠高于貿易的目的，因此，耗費巨資的七下西洋，并沒有給明王朝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反而讓明王朝不堪重負。
這是明王朝在光鮮亮麗背后的苦水，而這樣的苦水，又只能明王朝自己去吞，因此，明朝的皇帝在禁海和開海之間不斷徘徊，糾結于如何更好的對外交往。“封貢”就是這種糾結的產物。
簡而言之，如果外國可以進貢，這就意味著，他們有和明王朝發生貿易關系的可能，而有了封號，就是將這種可能合法化。渴望獲得明朝財富的各個國家，都希望和明王朝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俺答汗也不例外。只是因為自己的前輩，在土木堡之戰和北京保衛戰中，讓明王朝連續遭受奇恥大辱。因此，嘉靖皇帝對俺答汗以及蒙古國是區別對待的。
這種區別對待，更像是一種貿易戰。明王朝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江山鑄造的鐵桶一般，因為土地肥沃、科技發達、人口眾多，明朝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因此，對外貿易對于明朝而言，非常不重要，甚至可以忽視。
可對于蒙古而言，這種貿易戰是致命的。蒙古國的經濟結構太過單一，急需要明朝的絲綢布匹以及鐵器。而面對著龐然大物的明朝，俺答汗并沒有太多把握戰勝，也不想和明朝鬧翻。他只是單純意義想要獲得和明王朝正常邊境貿易的權力。于是，這場軍事行動爆發了。
一方面渴望貿易，另一方面無視貿易，這像極了幾百年后的鴉片戰爭。但從當時的情況看，明王朝拒絕邊境貿易，實際上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這根源在于，明王朝在邊境貿易中，處于劣勢地位。
按照正常思維模式看，蒙古人渴望的東西，是他們生活必須的東西，而蒙古人有的東西，比如牛羊馬匹，是中原王朝可有可無的東西，無論從哪種角度來說，明王朝都會在這場國際貿易中，獲得主動權。可惜的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很多東西要和生產力掛鉤的。而在當時的生產力情況下，明王朝是沒有太多國際貿易的優勢的。
在明朝陳汝锜《甘露園短書》中記載：萬歷二十五年的時候，龍鳳袍共5450匹，需要織布機534張，織布匠534名，挽花匠，1620名，其他如挑花絡絲打線的，4300多人，而且這些還不夠，又增加了350張織布機，織布匠350人，挽花匠750人。這還只是一個省的織布局的耗費。
織布機
如果說龍鳳袍做工要求高，其實，普通的絲綢，也要耗費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據史料記載，一個人要織一件五丈長的袍料，需要270天。可見，在生產力并不發達的明朝，這些絲綢布匹，即使有織布機的幫助，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而這還不是全部，明朝主要的絲綢布匹生產地是江南，而開放互市的地方是北方邊境，明王朝如果要和蒙古人進行國際貿易，就不得不從江南運送大量絲綢布匹，一路舟車轉運，才運到邊境。這里面又是一次巨大的耗費。
相比之下，蒙古的馬匹牛羊，反而成本低很多，長城以北廣闊地區，全部都可以放牧，而且放牧成本很低，又是蒙古人非常擅長的。因此，他們的投入遠低于明王朝的投入。那么，有人要問，如果開放馬匹市場，明王朝會擁有大量的優良馬匹，到時候打回去不久什么問題都沒有了。
還是那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因為普通馬和戰馬是有區別的，而且，養一個騎兵，是一件非常花錢的事情，從漢書中記載可以看出來，漢王朝養一個騎兵，需要十戶中產人家一年的賦稅。而且這樣的耗費，并不能保證這些騎兵具備作戰條件。
嘉靖皇帝的確是一個很聰明的皇帝，他選擇了一種非常保守的方式，來解決明朝面臨的貿易上的巨大困境。不得不選擇閉關鎖國這樣的策略，來保證明朝的穩定發展。這種苦衷，恐怕只有明王朝自己能夠理解。
庚戍之變的爆發，讓嘉靖皇帝的想法破滅，迫于蒙古人的威勢，明王朝不得不同意了俺答汗“封貢”和“互市”的請求，但這種情況只持續了一年，明王朝再次中止互市。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明王朝剛烈的性格，嘉靖皇帝以為這種城下之盟是奇恥大辱。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明王朝在互市中非但沒有沾到便宜，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國力。
明王朝如果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庚戍之變，實際上是一場貿易之戰。明王朝無力維系萬國來朝的局面，無法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太大的優勢，只能采取閉關鎖國的態度，來維系明王朝內部的穩定。在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