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中國初期對外貿易發展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一邊倒外交方針的原因和意義)

时间:2024-05-26 16:17:01 编辑: 来源: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成就及其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政府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多邊外交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一、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實踐:1、建國的第一年,與蘇聯、東歐等17個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2、積極參與國際活動:(1)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

(2)1954 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3、1954年4——7月,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

4、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形成“萬隆精神”。

二、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實踐:1、中美關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

(2)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

(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4、1971年10月25日,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

背景: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

實踐:1、1996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

3、2001年,中國成功承辦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海APEC會議)會議主題:“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通過了《上海共識》。

4、2001年11月,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決定。

原因:國家政策,國家經濟實力政治實力,綜合國力的提高。。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顯著的特點

改革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它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極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了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決地推進改革和對外開放分不開的.目前我國改革仍然處于攻堅階段,要在體制創新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努力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文化體制、衛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邁出新的步伐,還必須解決不少難度很大的深層次問題.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改革推向前進,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體制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對外貿易快速發展是從哪個時期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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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一邊倒外交方針的原因和意義

一、新中國一邊倒外交方針制定的原因

1.它是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

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國際上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尖銳對峙的局面。美國憑借其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強國的“優勢”,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建立在世界的統治地位,并把中國納入了全球戰略的軌道。為此,美國政府站在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制定了“扶蔣反共”的反動政策,全力支持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人民的革命給予支持和同情。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國家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的敵視政策,妄圖把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及時總結歷史經驗,慎重地選擇了跟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友好關系的對外政策,從而迅速打開了新中國的外交局面。

2.帝國主義國家反共反華的局勢迫使中國與蘇聯等國接近

二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非常仇恨社會主義國家,為與蘇聯爭霸天下,美國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大力推行“冷戰”政策,企圖使蘇聯及其追隨國全面混亂,政權走向解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我們就不能不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后存在帝國主義對新中國進行武裝干涉的可能性,這就決定了新中國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聯合的必要性。”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對新中國頑固地堅持敵對立場,迫使中國與蘇聯更加接近。

3.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安全和擴大新中國的國際影響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推行霸權政策,嚴重威脅著中國和亞洲的和平與安全。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峙局面出現后,世界處于動蕩不安之中。為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新中國政府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團結世界各國人民,這使新中國在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保衛和平、維護獨立與主權的斗爭中不但不會處于孤立地位,而且還有利于擴大新中國的國際影響。

4.有助于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種社會思潮泛起,對未來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建立什么性質的國家,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加之敵對勢力大肆進行扭曲的、反動的宣傳,造成了國民思想上的混亂,這種局面顯然不利于新中國的建設。而“一邊倒”方針提出后,就明確了新中國選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最終達到了統一全國人民思想,一心一意建設新中國的目的。

5.中蘇意識形態相同

中蘇兩國都是在馬列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革命的,在革命成功后又都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充分說明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有著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使兩國無論在國際事務中,還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都輕易地搭建起了溝通的橋梁。

二、新中國一邊倒外交方針制定的意義

1.積極意義

“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以后的外交政策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這一政策解決了國民經濟建設所急需的貸款、物資設備和技術,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0月2日蘇聯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隨后中國和東歐一系列民主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1950年初,中蘇簽定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我們爭取到了蘇聯的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為戰后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二)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世界的和平還存有隱患,剛剛建立的新中國政權也極不穩定,國內有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破壞,國外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威脅。要想解決這些問題,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在建國初期那樣一個特定的環境,必須找一個堅實的“靠山。”鑒于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只能“倒”向蘇聯。1951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暫時給了中國這樣一個安全的保證。條約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與日本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應立即盡全力給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均不得參加反對雙方的任何同盟、集團、行動和措施。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定后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并操縱聯合國組織 同年直接介入朝鮮戰爭。所以抗美援朝不僅關系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命運,也使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為了國家安全,為了給朝鮮以支援,中國毅然做出了出兵的決定。蘇聯在陸軍設備、裝甲設備、高炮部隊、炮兵方面、工兵方面、空軍方面等等,給予中國的幫助,不僅幫助中國打勝了朝鮮戰爭,而且對于中國的軍隊現代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總之,朝鮮戰爭的勝利,這與蘇聯的支援和支持是分不開的。它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領土的完整,保證了遠東乃至世界的和平,為新中國的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國際環境。

(三)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新中國剛成立,蘇聯就在外交上給予積極的支持。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第二天,蘇聯就第一個宣布承認新中國并和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正是由于作為世界大國的蘇聯的帶頭作用,其他十幾個國家也先后承認新中國,從而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外交上孤立新中國的陰謀。

第二,蘇聯還為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大聲疾呼。

1950年1月,毛澤東訪蘇聯期間,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代表蘇聯政府建議中國政府立即給聯合國安理會發一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在安理會的代表蔣廷黻的地位,并明確表示,如果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蘇聯就準備采取一項行動,明確要求聯合國驅逐前國民黨的代表。如果蔣廷黻仍留在安理會內,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毛澤東指示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并采取了其他措施。由于安理會在美國的操縱下否決了中蘇兩國的合理要求,蘇聯也遵守諾言,宣布不出席安理會,以表示抗議。盡管此事沒有成功,卻揭開了新中國為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進行長期斗爭的序幕。正是在蘇聯的支持下,新中國的代表沖破了美國的阻撓,與1950年冬成功地首次登上了聯合國的講臺。此后許多年,蘇聯幾乎每年都要為此作出努力,支持中國的要求。

第三,在日內瓦會議問題上給中國以堅定的支持和配合。為了緩和緊張的國際局勢,根據蘇聯的提議,1954年2月,蘇、美、英、法在柏林舉行的外長會議終于達成協議:與同年4月,由中、蘇、美、英、法五國和其他有關國家派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分別討論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和印度支那的停戰及政治解決問題。這是中國首次世界五大國的身份參加的國際會議,由于中國代表在這方面缺乏足夠的經驗,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會議召開之前,周恩來與莫斯科交換了意見,并且同意會議期間中蘇之間保持密切的聯系,隨時交換意見,互通情報,統一口經,協同行動等等。

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首次出席的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第一次登上國際舞臺,外交上同美國等西方大國直接進行較量的場合,對中國來說意義是重大的。盡管這次會議只解決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問題,未能在朝鮮問上達成協議,但中國參加此次會議卻收獲不小。首先我們掌握了些外交經驗,還有由于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努力和蘇聯的支持、幫助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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