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現代經濟全球化經歷了從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向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轉變。
全球商品鏈是圍繞最終可消費的商品而發生的一組相互關聯的勞動生產的鏈式過程。而隨著完整商品交易組織方式的碎片化，以及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獨立的生產要素體系的解構， 高度復雜的生產經營活動片斷得以在大規模精細化分工與重組的基礎上實現全新的跨國鏈接 ，進而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國際生產體系的系統性重構。
在這樣的背景下，價值分析被引入了全球商品鏈，并進一步形成了如今的全球價值鏈 ——產品和服務在生產及出售的過程中所涉及的使產品增值的一系列階段，其中至少有兩個階段在不同國家完成。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部門或公司參與了GVC的（至少）一個階段，那么它就參與了GVC。
當前，國際國內環境日趨復雜，新冠疫情與中美經貿摩擦互相交織，正在催化新一輪的全球價值鏈調整。
全球價值鏈從擴張到收縮
全球價值鏈被提出，用于解釋在全球范圍內將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營銷、售后等創造價值的環節分包到不同國家，企業通過參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環節來獲取相應價值增值的貿易活動。 可以說，全球價值鏈是過去三十年間各國經濟貿易融合的最重要的產物 。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關貿總協定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全球化大生產不斷擴張，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巨大發展——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不斷提高的同時，價值鏈長度也在快速延長。同時，中間品貿易開始超越最終產品，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逐漸發展為世界工廠，成為全球價值鏈和國際貿易的中心之一 。第一 財經 研究院的ULC數據庫顯示，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上，中國已超越美國、德國、日本等傳統制造業大國，成為全球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同時，中國也成為全球價值鏈上的核心環節，幾乎所有行業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國。
麥肯錫研究院曾擇取了20個基礎產業和制造業，分析了全球各國對中國消費、生產和進出口的依存度。其研究發現，伴隨著中國制造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尤其是在電子、機械和設備制造領域， 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既是扮演“世界工廠”角色的供應方，近年來作為“世界市場”的需求方角色也越發重要 。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全球價值鏈在1990年到2007年期間增長最為迅速，交通、信息和通信領域技術進步，以及貿易壁壘降低吸引制造企業將生產流程延伸至國境之外。并且，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以中國、德國、美國為中心的亞洲、歐洲、北美三大區域價值鏈網絡。
然而，這一全球價值鏈擴張趨勢，在2008年后開始發生了轉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在這一年，全球價值鏈占全球貿易的比重達到了52%的巔峰值，而后，該指標呈現出了向下波動的發展態勢。這一現象與全球貿易增長放緩同步發生。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數據：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2001年外，全球商品貿易增長量一直保持在全球GDP增長量的1.5倍至2倍的水平。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情況出現了變化——
2012年和2013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量相當于全球GDP增長量；隨后三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量低于全球 GDP增長量；2017年和2018年出現了反彈；2019 年，全球商品貿易在美國與其他國家持續的貿易緊張關系下陷入停滯，并在接近年底時出現下滑，總體小幅下降0.1%。
而今，全球貿易增長率比低迷的全球GDP增長率還要低，而在過去的景氣時期，全球貿易增長率約為全球 GDP增長率的兩倍。 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對全球貿易造成了巨大沖擊，根據 WTO的預測，2020年全球貿易更是將大幅下降13%~32% 。全球價值鏈的轉變成為基本事實。
多因素驅動全球價值鏈轉變
全球價值鏈的轉變有多方面的動因。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經濟均未實現完全出清，產能過剩導致世界經濟總量增速放緩，投資增速放緩尤為顯著 ，與此同時，金融危機后過去二十多年高速發展所累積的經濟 社會 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特別是圍繞人口、債務等問題的結構性矛盾被放大和激化，使得全球保護主義浪潮興起。
其次，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中國，開始進行廣泛的國內中間品替代國外中間品，使得純國內生產活動代替全球價值鏈生產 。
并且，過去二十年中，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APL）和單位勞動力成本（ULC，生產每單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勞動力成本，數值上升代表競爭力下降）均出現了快速的上升，而在同期內，全球制造業第三、第四大國的日本和德國單位勞動力成本持續下降。 這也使得制造業遷出中國端倪初現，并在全球范圍內影響價值鏈的變動。
其三，發達國家紛紛采取措施吸引制造業回流，多國政府對產業轉移的干預力度加強。 在美國轉向“美國第一”的貿易保護主義之前，全球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已經造成發達國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制造業回流現象。
2011至2014年間，美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四國中，制造業回流最為活躍的前四個子行業分別是化學制品、金屬制品、電子電器產品和其他制造業，其中化學制品企業的回流最為顯著。
美國所采取的加征關稅、 科技 禁令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增加了跨國貿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間品及產業鏈成本，影響了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決策布局，加快了部分產業鏈回遷與轉移，引發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重構。
最后，勞動力替代工具（如機器人）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制造業生產，進一步降低了在全球最低成本之地配置資源的必需性，也形成就業市場錯配 。
根據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機前全球價值鏈與機器人使用是相互促進的正相關關系， 這意味著，在市場環境較好的時候，企業通過增加機器人使用和推動全球價值鏈兩個手段來降低成本與擴大生產規模。
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里，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全球價值鏈的挑戰，旨在全球競爭與位階重整中進行創新或者對整個價值鏈進行重新配置。
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價值鏈重構
在這樣的背景下，疫情進一步沖擊了全球價值鏈，加速了全球價值鏈的重構。 比如，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導致中間產品的生產及運輸遭遇延遲或停止，使得企業無法獲得關鍵投入品的風險增加。許多生產率較高的全球價值鏈參與者都依賴于及時交付投入和精益庫存管理，但這些舉措可能會導致身處全球價值鏈中心的國家成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此外，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認為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將影響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進而影響全球價值鏈 。全球前5000家跨國企業（MNE）因疫情平均向下修正了30%的年內盈利預期，并且這個趨勢仍將持續。
受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為能源、基礎金屬、航空業和 汽車 產業。發達經濟體跨國企業盈利預期修正幅度最大，下修幅度達到35%，高于發展中經濟體的20%。斷崖式下滑的盈利前景將使全球FDI下降30%至40%，而跨國企業FDI是全球價值鏈進一步深化的主要推動力。
但同時要看到的是，疫情作為催化劑，也加速了數字經濟的發展。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 部分產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的制造模式和組織模式發生了重大變革，促使價值鏈在全球范圍內分解、融合和創新，國際產業分工的“微笑曲線”發生嚴重變形，各環節的附加值發生相應變化 。
這為后疫情時代全球價值鏈的重塑增添了新要素，使得價值鏈逐漸向新經濟體和鏈條的更高層次延伸，以 Al、5G、智慧物流、線上支付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已初現規模，其國際影響力正在逐步擴大。
全球價值鏈重構是一種兼顧價值鏈升級與價值鏈治理的國際分工活動。事實上，隨著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革，全球價值鏈重構的發生是客觀的必然，而疫情則為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增添了 科技 的要素。
如果說，早期探討“全球競爭與位階重整”時認為“重構”是價值鏈參與者在執行價值鏈活動中進行創新或者對整個價值鏈進行重新配置。那么， 現階段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還關系價值鏈分工在縱向和橫向維度上的“伸”與“縮”及網絡節點位移，并同時受產業革命和技術進步、全球經貿規則等變化影響 。
把握全球供應鏈調整的契機成為現階段的各國政府的共識。中國政府想要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浪潮，搶占經濟與技術雙重制高點，必須選取合適的重構路徑，迅速做出鏈條轉換和路徑選擇的戰略設計和方針。
一是要認清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真實地位。 研究發現，盡管中國同發達國家的總體技術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二者之間的絕對差距依然明顯。
當前，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提升，總體上是相對于除美國以外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提升，而非直接挑戰美國的領先地位，中國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同主要發達國家在核心技術研發、品牌推廣等方面的競爭會逐漸加劇。
二是要選取合適的重構路徑 。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的路徑分為主動嵌入全球價值鏈、被動接入國家價值鏈和主導創建區域價值鏈三種，并且根據一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差異，選取的路徑也有差異。
根據國家“雙循環”的宏觀經濟理念，各條路徑并不是獨立存在 。醫藥制造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趨向于全球化背景下選擇被動接入國家價值鏈的重構路徑，而化學制品制造業、電氣設備制造業和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趨向于自主創新的同時，創建主導區域價值鏈重構路徑。
三是提升技術水平和完善國內供應鏈網絡。 在同發達國家技術競爭逐漸加劇的情況下，中國應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和人力資本積累，推進自主技術創新，同時通過改革優化創新環境，努力提升我國的整體技術競爭力。
從長期看，要堅持推進供給側改革和擴大開放，改善企業營商環境，增強我國企業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適應能力，吸引高水平生產要素向中國集聚，為持續完善國內供應鏈網絡、推進產業升級創造良好的制度條件。
疫情擾亂了全球價值鏈，也在危機中孕育著新機，順勢而為，以鍛造升維競爭的全新賽道。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們要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我們愿同各方一道，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共享服務貿易發展機遇，共促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這充分表明了中國深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
深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的主動作為，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必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堅持實施更大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