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映的是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
不是；因為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要維護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和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
（2）還沿用歷代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并都實行過“海禁”政策。
重農抑商的后果是影響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正常流通，加劇了土地兼并；不利于手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商業資本的積累，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海禁”的后果：影響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妨礙了中外貿易，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造成中國落后于世界。
（3） 回應： 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簽定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
清政府利用“十三行”行商，避開與外商直接發生關系，這是虛驕自大的“天朝上國”意識
閉關鎖國反映出統治集團極力防范域外新事物的傳入，防范民眾視野的開拓，實際上暴露出虛弱和無能
它最終導致中國的落后
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內一統，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①。第二年，宣布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為對外貿易的港口，并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等四個海關，負責管理海外貿易事務②。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至此，清初的海禁宣告結束，中國的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開海設關管理的時期，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年（1840），長達156年。
在此期間，雖然有10年（1717—1727）的南洋海禁，但這與前次海禁不大相同。這時“內地商船，東洋（日本）行走猶可，……至于外國商船，聽其自來”③。說明只是部分禁海而已。即使如此，也同樣受到開明官員和反禁派的激烈反對。廣東、福建的地方官員紛紛“請弛其禁”④，認為“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海禁”。“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以多征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為不小”⑤。雍正五年（1727），宣布廢除南洋禁海令。從此以后再沒有實行過海禁，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不過，由于“掠奪、謀害及經常訴諸武力，為歐洲國家與中國開始貿易的特色”⑥。乾隆二十年（1755）發生了英國侵略分子洪任輝（James Flint）駕船闖入寧波、定海和天津事件，清政府才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海關的貿易，僅允準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⑦。從此，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集中在廣東各口岸進行。這就是以往人們認為“標志著全面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時代的開始”和“閉關政策的最后形成”，而且認為廣州成為獨一無二的進出口貿易港口。但是確切地說，廣州并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清政府的對外貿易也不是完全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因為：第一，清政府規定海外貿易在當時中國最大的港口廣州進行，木身就是一種開放，只不過是沒有全面開放全國的港口而已。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者，從國家、民族和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根據海外貿易發展的趨勢，決定開放多少個港口和開放那些港口，完全是一種正常現象。只要不是閉關所有的貿易港口和完全斷絕與外國進行貿易，就不能斥之為閉關鎖國的貿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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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
② 關于清朝初設四海關的地址．一般史書記載為云臺山、寧波．漳州和澳門。今據王土性：《北歸志》所記，為“江南駐松江，浙江駐寧波，福建駐泉州，廣東駐廣州”。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
④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四。
⑤ 《清朝經世文編》卷八三第一三頁。
⑥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冊第126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⑦ 《清高宗實錄》卷五五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第二，當時所謂的“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主要是對歐美各國而言，特別是英國和荷蘭等國。至于南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國家，仍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諭：“如系向來到廈番船，自可照例準其貿易”①。故東南亞地區各國的商船，仍然不斷到福建廈門等地進行貿易。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慶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萬利落、郎嗎叮、郎安敦、郎萬雷、郎棉一等，就從呂宋（菲律賓）運載大批燕窩、蘇木、番銀、檳榔、烏木、呀蘭、米、海參、鹿脯、牛皮、玳瑁、火艾棉等到廈門貿易，然后從廈門運回大量的中國棉布、磁器、桂皮、石條、白紙、花磚、方磚、雨傘、紙、墨、石磨、麻線、土茶、冰糖、藥材等到呂宋②，使廈門對外貿易進人極盛時期。
第三，中國商人不受所謂“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之限，可從四海關出海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從福建、浙江、江蘇沿海港口出海貿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準“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③。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商船共9艘，其中從廣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廈門去的4艘，共載貨47000擔④。道光十年（1830）從廣東的潮州、海康、惠州、徐聞、江門、海南，福建的廈門、青城，浙江的寧波，江蘇的上海、蘇州等地駛往日本、菲律賓群島、蘇祿群島、西里伯群島、馬六甲群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馬來亞
1839年3月10日，背負禁煙使命的林則徐到達廣州。
迎接欽差大臣蒞臨的不僅有當地的官員，還有一部分外商——那時候他們通常被中國人稱為“番鬼”。具體到各國，還有各種獨特的叫法，如英國人是“紅毛鬼”，美國人是“花旗鬼”，丹麥人是是“黃旗鬼”，葡萄牙人是“西洋鬼”，而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生的后代是“澳門鬼”等等。
這些“番鬼”中有個叫亨特的美國青年，他后來還幫林則徐翻譯過外國的報紙。他寫過兩本書，一本叫《廣州番鬼錄》，一本叫《舊中國雜記》，詳細描述了鴉片戰爭前“番鬼”們在廣州的生活情況。
▲威廉·C·亨特
那個時候，外國人想在中國居留，其難度不亞于中國男足獲得世界杯冠軍。亨特如果能穿越到現在，看到剛剛公布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他可能會驚訝的下巴脫落。
一、憋屈的番鬼
1757-1842年間，廣州一直都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
中國政府規定，所有來廣州做生意的外國人，都必須住在廣州西南的郊區。因此，在那片劃定的狹長地帶，出現了很多外國人租賃的“商館”，也稱“洋行”。每個商館里，最多只能雇傭8名中國人作為仆役，擔任挑水、掃地、做飯等工作。
亨特回憶，他們一再被當地的官員提醒，“我們被容忍在這塊地方暫住，是由于天朝對遠來夷人的仁慈和憐憫”。因此，他們必須“聽話和服從”，“惶恐戰栗”，不可“冥頑不馴，以致干犯圣怒”。
這些外國人還不能一年到頭呆在商館里，他們在茶葉貿易季節結束之時，就必須離開廣州，乘船返回本國，或是至少撤往澳門。也就是說，他們不能留在廣州過冬。
平日里，他們一個月只能在固定的三天出來走動走動，其余的日子里必須老老實實的呆在商館里。而且他們在出門時，還必須要有一名通事跟著，予以監視。
官府還規定，外國人不許攜帶他們的女人——也就是“番鬼婆”來廣州。因此，整個商館就像是寺廟。亨特曾經抱怨，“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即使你不愛聽也罷，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政府的官員是不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享有的。對這一點，就如波斯人所說的，讓他們的神去懲罰他們吧！”
▲外國商館
天朝的規定可不是鬧著玩的，如果外國人敢出現在廣州以外的地方，那么他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據亨特的回憶，1837年，一個印度水手因為船舶失事，隨水流飄到福建海岸，被當地官府抓捕之后送往廣州。
廣州的官員認為這個印度水手罪大惡極，公然違反不容更改的法律，即“皇帝出于對外夷的體恤，限定廣州為唯一接待遠來番鬼的唯一口岸”。后來這個水手在很多外商的一再求情之下，被廣州的官員寬大處理，把他趕回了印度。
雖然中國政府對外國人的活動范圍作出種種嚴苛的規定，但是在農歷新年，還是給了外國人一點與中國人民同樂的機會。在珠江一條支流的河口，有一個叫做“花地”的花園，外國人可以去游玩，還可以在那里吃飯。屆時，很多去游玩的外國人和中國人會在一起賞花、放鞭炮、抽煙、說笑話、聚餐，大家在一起其樂融融，互相道恭喜發財。
中國政府除了在居留上嚴格限制外國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難以理解的規定。比如嚴禁外國人學習中文。中國人認為古典的讀寫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而夷人本質上并非人類，所以他們沒有權力學習偉大的中文。不但夷人不能學，中國人也不準教。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嚴苛的規定——外國人不能坐轎子；外國人不能擅自前往城門呈遞稟帖；外國人不能接觸中國官員······
二、天朝的恩賜
這種讓外國人透不過氣起來的管理規定，其實有著深層次的文化背景。
中國人自春秋時代就已經有夷夏之防的觀念，這種觀念建立在極強的文化意識之上，認為華夏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人的高等文化，而四周的游牧民族，比如夷狄，毫無文化可言，是野蠻人甚至與犬羊同類。自秦漢以后，這種夷夏之防的觀念，加上古老的天命觀與儒家的德化主義，逐漸形成中國人的天朝意向。
這種觀念歷經兩千多年，亙古不絕，根深蒂固。到了清朝時期，因為閉關鎖國，導致中國人由自信到驕傲，由驕傲到傲慢。當時的中國人，認為凡是處于中華文明教化之外的所有部族、民族和國家，都處于原始、野蠻的狀態，尤其是那些金發碧眼、鼻子老大、滿臉小雀斑的西方人，看起來就感覺怪怪的。
蘇州詩人陸嵩材就說英國人“白者乃真鬼，語音類禽鳥，脛長眠多毛，眼綠疾顧”。因此，他們在中國人眼里，基本上跟牲畜差不多。
例如兩江總督牛鑒曾說，“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
因為他們只是外形上像人，但本質上并不是真正的人類，所以他們在生理上有根本缺陷，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