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商業發展具有階段性特點，出現過三個高峰時期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農業(包括副業和家庭手工業)為本的社會，自然經濟始終占有主導地位，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也是有曲折的，出現過幾起幾伏，其中經歷了三個高潮期，依次是戰國秦漢時期、唐宋時期和明清時期
這些高潮期都處于社會變遷的關鍵時段，商業的發展對社會轉型往往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促使商品經濟發展走向新階段
三個高潮又各有時代和階段性特點
但幾次高潮期之間，也出現因內外因素，而導致商品經濟衰歇或受到重大挫折，造成商業萎縮的局面
二、商業發展與繁榮的基礎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商品經濟包括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就是商業活動
中國古代社會，農業經濟(包括種植業、養殖業和采集業)是最主要的社會經濟部門
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很早就開始出現，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產品交換最終催動了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當然，還有包括農產品之間、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但農業與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始終是中國古代社會商業活動最主要的內容
古代有些人對商業繁榮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曾有過過高的估計，“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乗羨之所致也
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鹽鐵論·力耕》)其實不然，對于古代中國，商業的規模、商品結構等都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之上
就以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戰國秦漢時期為例，首先是春秋戰國時期鐵器以及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普及，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從而迎來了商業發展第一個高潮
杜甫《憶昔》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對盛世充滿深情的懷念，有幾個表現盛世的關鍵詞匯，“稻”“粟”“倉廩”“齊紈魯縞”等，都是描述的農業生產發展給社會帶來的富庶，而且這一切都緣于“男耕女織不相失”
正是唐朝前期一百多年的農業穩定發展，成為商業繁榮的基礎
明清時期，高產作物如稻子在南方地區的普遍種植，玉米、番薯等品種的引進和推廣普及，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大發展，為第三個商業發展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中國傳統農業的特征是：主要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與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相結合
一方面，作為個體農戶，生產規模小，勞動生產率不高，擴大再生產的余地小，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弱，因此，為市場提供的剩余產品作為商品交換的份額極其有限，主要是糧食、布帛、副業產品等
另一方面，農民也需要借助市場交換生活必需品，如鹽、鐵、陶瓷，還有糧食、布帛等的相互調劑，總體來看，農民的市場購買力極其低下
個體農戶市場購買力雖然很有限，但是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所必須進行的商品交換，雖然有分散、量少的特點，但就全國而言，疊加的數量又是巨大的
這些進入各級各類市場的農副產品是商業發展的基礎
鹽、鐵受到產地的限制，往往需要長途轉輸，對國計民生的影響最大，很長時間作為宮府的壟斷產業，很多私營工商業主也往往靠經營鹽鐵業攫取暴利
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商業的繁榮，是以農業生產力(包括副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發展為基礎的
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必定帶來商業的大發展
商品經濟發展的三個高潮時期，都是在農業生產力大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
三、商業發展的客觀條件或前提是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 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曲線可謂是三波多折
三波，即指戰國秦漢、唐宋和明清三次高潮期；多折，即指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割據戰亂時期，商業受到挫折，從原已達到的高潮跌落，甚至出現衰歇的局面
第一個高潮，是中國從分裂割據最終實現統一的時期，《荀子·王制篇》描述了戰國時期全國商品流通的情況：“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鉉、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
”秦漢的大一統局面也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繁榮，《史記·貨殖列傳》云：“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因此，商人勢力的成長，很多大中都會成為商業貿易的中心，是第一次高潮出現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第二個高潮期，在唐前期一百多年農業穩定發展的基礎上，社會經濟呈現全面繁榮
唐后期開始，坊市制度逐漸被突破，對商業的限制逐漸松弛，城市工商業人口比重加大，商業繁榮，商品結構也出現變化
元稹《估客樂》一詩生動描述了商人長途販運的商品： 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
北買黨項馬，西 檎吐蕃鸚
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
越婢脂肉 滑，奚僮眉眼明
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
經 營天下遍，卻到長安城
《史記·貨殖列傳》有所謂：“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說的都是唐以前商人經營的商品尤其是長途販運，以質輕價貴、便于轉運的、贏利大的奢侈品為主，如元稹《估客樂》中提到的珠、玉、馬、錦、越婢、奚僮等，而日常生活所需的糧食等，由于販運成本高，不是商人經營的主要品種，全國性的商品市場尚未形成
唐朝后期開始，這種情況有了變化，糧食、茶葉、瓷器等生活必需品逐漸成為商品交易的大宗
《唐國史補》(卷下)談到當時商品交易的情況：“凡貨賄之物，侈于用者，不可勝紀
絲布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邱白甕甌，端溪紫石硯
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說的都是日用品種類
北宋以后
北宋開封城中的大相國寺，實際上也是一個全國最大的商品交易集散地，每月五次開放，任由“萬姓交易”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庭兩廡可容萬人
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王棣：《燕翼詒謀錄》)
所交易的商品種類繁多，有家居用品、鞍轡弓箭、時果臘脯、繡作珠翠、幞頭帽子、書畫古玩、土產香藥，大多屬于日用品之類
商品結構的變化是第二次高潮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第三次高潮出現的明清兩朝，都是延續了數百年的統一王朝，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的相對安定，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觀環境
明中后期以后，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農副產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專業化程度提高(專業性城鎮和專業性地區的形成、農業和手工業專業戶的形成等方面)，都成為商業發展的新因素
四、限制與突破限制 中國古代的商業，受到種種限制和束縛
這些限制和束縛，有的是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特點所制約，如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業人口比重大、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等，有的則來自封建國家的干預
如體制、制度、政策措施、觀念導向等
中國的商業就是在不斷突破限制與束縛的過程中、曲折地發展、進步
但由于這些突破始終無法完全打破限制和束縛，因此，也阻礙了中國社會最終完成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
最直接的限制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
就主觀方面的限制而言，一是對商人政治社會地位的限制，二是對市場開放程度的限制
唐以前(包括唐)官府對商人的限制有很多具體措施，對商人政治社會地位限制最主要的是不得做官(包括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
宋朝開始，允許商人參加科舉考試，是一個大轉變
清朝后期盛行捐納(買官)，并形成制度，買官成為進入仕途和升遷的正式途徑，對商人而言，又是一個大變化
商人的變化除了本身政治社會地位的變化，商人構成也在發生變化，不僅是行商坐賈的分類，出現牙人(經紀人)這一層級，出現了批發商這一群體，明中期以后，出現了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為紐帶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商幫，比較著名的如徽商、晉商等，都是隨著商業的發展商人構成發生變化的表現
此外，商人經營方式和內容也在發生變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商業化程度的加深，商品結構也不斷有所變化
唐宋以后，日用品成為商人經營的大宗，經營方式也從行商坐賈的分類，按商品流通的各個環節形成收購、運輸、倉儲、批發、零售的不同商業流程和行業分類
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主要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史記》記己述了包括都城長安在內的十九個重要城市，其中，長安、洛陽、臨淄、南陽(宛)、邯鄲、成都六大都會，都是全國和地方性的商業中心城市
《鹽鐵論．力耕》云：“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
”指明城市的發展是以商業的繁榮為重要內容的
對市場的限制，比較典型和集中的表現是坊市制度，官府對市場開放的時間和空間有嚴格限定，城市商業受到很大限制
唐朝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逐漸突破了坊市制和城郭限制等封閉式的格局，北宋以后出現了街市、橋市，夜市開禁，城市從封閉格局趨向于開放格局，使商業活動具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時間彈性，對工商業的其他限制也日趨松弛
人口日益向大中城市集中，商業行會逐漸發展以及城市服務業的興盛成為城市商業繁榮的重要特征
唐后期開始，南方商業性城市及大小經濟型市鎮、各類草市的發展尤為明顯，經濟和商業重心東南移，城市重心也隨之東南移
明清時期出現若干以生產或經銷某類商品而著名的市鎮，如景德鎮、佛山等，主要集中在江淮和東南地區
運河沿岸、長江沿岸、東南沿海、水陸要沖，很快都發展成為商品集散的樞紐重鎮
官府對工商業的控制和限制逐漸松弛，是中國古代商業發展過程中的大趨勢
就客觀方面而言，商業的發展一是受交換媒介形式(即貨幣的形式)的限制，二是受交通運輸水平的限制
中國古代目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在很長一段時期，實物充當著交換媒介的職能，唐朝時“錢帛兼行”，說明這時金屬鑄幣仍然沒有完全取代實物貨幣
秦始皇統一貨幣，西漢武帝鑄五銖錢，既是第一個商業高潮的現實需要，同時也推動了第二次商業高潮的持續發展
第二次高潮的唐宋時期，出現了飛錢這種最早的匯兌業，出現了柜房這種最早的金融貯存、保管業和金融信貸業，宋朝開始出現紙幣，正是商業發展對貨幣形式和職能發展變化產生的促進作用使然，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大發展
明清時期，出現的錢莊、票號等，使得金融信貸業成為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典質行業的興起，都是商業深化發展的重要表現
商品能夠順暢流通，商路的暢通是很重要甚至是很關鍵的
在戰國秦漢時期，史書有關于商品流通的記述，但其實商業發展仍然受到交通工具、交通道路的限制
秦統一后修馳道，漢初“開關梁”，隋朝開鑿大運河，唐朝完善驛傳制度，說明交通運輸對商品流通、商業繁榮的重要性
經濟重心的東南移，南方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水路交通網絡以及沿海城市的地理優勢，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語林》(卷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