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收。
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置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清朝歷史上的四口通商時期由此開始。
清朝早期海禁的實行與開放的三個階段：
清初，為對付出沒于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集團，厲行海禁，嚴禁民間船只私自出海，違者本人正法，貨物沒官。又頒布“遷海令”，強迫海島及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設界不得逾越。對外通商口岸只有澳門。對外貿易和沿海經濟都因此大受影響。
康熙平臺灣后，于二十四年(1685)解除海禁，指定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四地為對外通商口岸。對外貿易悉照明朝引舊制。閩粵各關皆設正副監督各一人，相當于以前的市舶使，來船經監督盤驗許可后，才能進行貿易。對外貿易的商人叫作“行商”、“洋商”，又叫“官商”。對外貿易的組織叫作牙行，又叫“十三行”。
為了統一貿易的規程，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成立了“公行”，公行壟斷對外貿易，其他的商人不得參與。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范極嚴。
乾嘉時期的嚴格限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將通商口岸縮減至廣州一處。二十四年，頒行《防范夷商規條》，在對外貿易方面設置了種種嚴格的管理規定，以后又多次續頒補充條款。清朝對外貿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廣州“十三行”行商代理，行商作為清廷與外商的中介，要負責向外商征收關稅，代為管理外商，并從事對外交涉。
外商在廣州活動以及與“行商”以外的其他商民進行交往，都受到嚴格限制。加強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只、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后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后頒行了禁止五谷、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
清朝統治者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 政策.禁止一切對外貿易。
清廷對于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于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系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對于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過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
清廷放寬海禁后，準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 。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占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 。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后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 。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廣州一地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并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后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
清朝前期外貿機構為“十三行”。
政策：對外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規定一口（廣州）通商，對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壟斷的代理商“十三行”進行。
直接后果：清朝的外貿政策束縛了中國民間對外貿易的發展，阻擾了中外正常的貿易進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