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鳴峰，男，1972年生，教授，主任醫師，現任南昌市洪都中醫院副院長，治
江西省名中醫，江西省百千萬人才
一、醫療體制積弊太多。中國現行的醫療體制，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就批評過，認為是老爺衛生部。那時醫療條件差，卻還沒有高昂的醫療費之憂。社會保障不足，醫院公益性質與市場性質不分，導致醫療費高漲，多軌制的不平等醫療待遇，導致低醫保群體對醫療體制的不滿。醫院為了生存，醫生的精力大部分用在了創收之上，醫院承包核算、科室分包核算，個人分解指標完成，醫務人員還有多少心思用在技術業務上，用在服務關心病患者上？
什么樣的體制規范什么樣的行為，體制再有問題，總要面對病患者，總要有人面對病患者，面對病患者的不是衛生局長是醫生。是醫生就要面對病患者，這是要正視的現實問題，回避不了的。體制的固疾，使得看病難，看病貴，服務差，病人自然不滿，一旦出現醫療失誤，矛盾將激化，又沒有有效的調解裁決體系，導致中國特有的醫患血案。
在醫療服務關系中，在醫患矛盾博弈中，醫院絕對是強者，病人患者是弱者。醫患矛盾出現后，在靠行政方式或靠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糾紛無望時，過激行為就會出現。既然沒人管，就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實力，發泄不滿情緒。發生這樣的事情，雙方都是受害者。
二、醫院服務意識缺乏。患者就醫看醫生，掛號起就要不斷的排隊，健康人都受不了，何況病人。哈醫大一院事件的行兇者兩次到該醫院沒有結果，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隨即心生不滿。一老一少，兩個病人（患者爺爺患有癌癥），一天三次進出兩家醫院大門，其狀不慘嗎？
許多時候，看一次病，在醫院被折騰一天還沒有結果，各種檢查讓你頭昏腦脹。碰到看急診，折騰一晚上，睡沒個睡處，坐沒個坐處，那難受勁，想想都知道。
網絡上有帖稱，某往友和老公帶寶寶深夜看病，一次是因為拉肚子，一次是因為發燒，每次在醫院被折騰一晚上還找不到病因，且每次都被要求做全身檢查包括CT，“當時老公就差點和醫生打起來”。而寶寶發燒在美國看急診時，只配了退燒藥驗了口水。
醫院之間互相封閉，檢查結果相互排斥。重復檢查，重復治療，病人無奈。
醫院的“三率”：治愈率、周轉率、死亡率本是考核醫院的行政指標，卻被用來做為對付病患者的的手段，住院治療20天30天，重新辦理出入院手續，隨之又是一連串的檢查。還有就是拒絕推諉收治。
保定醫院是因執行“醫保費總額預付制”，醫保資金超額須由醫院自貼，職工醫保患者住院被拒收，要住就自費。
住院治療，許許多多應由醫院護士護理的工作，都轉由病人親屬或由病患者請來的護理工人代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項目的收費每天出現在帳單上。
三、醫療水平被片面夸大。宣傳中過分夸大醫療的作用，對治療的過度期望導致失望與過度治療的后悔從而產生不滿。老實說，目前醫療技術可以延緩人的生命，并不能還你健康。走著近進來，抬著出去的眾多事例，讓病患者親屬不堪回首。
醫療行為不都是全能的，有事實表明，治愈藥物治療只占1/3，手術治療占1/3，自愈占1/3，在治療過程中，許多患著有某種心理依賴，比如藥物依賴，吃過藥，即使是“假”藥，無效的藥，病也會很快好起來；醫生依賴，看過醫生，相信醫生，病也會很快好起來，醫生的話對這些病人至關重要，經常使用“善意的謊言”也是出于治病的目的。這一點，醫生們比患者們更清楚。
人體是有生命的有機體，一些損傷下可以自我修復，有些疾病可以自我治愈。不像無機體的機械設備零部件，一旦壞了，你不修理更換，它永遠是壞的。
四、社會轉型帶來的功利心理泛濫。這不僅僅是醫療行業，各行各業普遍存在敬業精神喪失，工作態度冷漠，麻木不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講服務，只講收益的現象，追求現實利益。我們的醫生，還有我們的公務員、我們的商人、我們的工程師、我們的教授，那一個行業不如此？只是醫護人員人員要更特殊一些，矛盾的雙方是面對面的，一對一的。
而對于患者來說，醫生態度差，語言生硬，加上醫生收紅包、開高價藥成了公開的“潛規則”，使患方容易產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診療過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發生醫療糾紛。再加上有些醫療機構服務確實存在缺陷，醫療水平不高，操作不規范等，也經常造成嚴重后果。此外，醫患溝通不暢，醫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權、選擇權，也是導致醫療糾紛的重要原因。醫生也有委屈，每天面對像自由市場一樣噪雜的醫院，有那來的好心情。
五、傳統人情味的顛覆。病患者就醫上門應是客的感覺全無。有的只是“求”，沒有好處不辦事，門難進，臉難看，病難治，醫院里充斥著衙門的作風。高額的醫療費，低劣的服務態度，沒有押金治不了病，押金不夠就停藥。醫生忙，病患者就不忙？全社會都在忙，就是忙不出來一個高一點的效率。
除了醫療行業，各種服務業都可以優惠，討價還價，可你敢和醫院、醫藥公司談價錢嗎？而在這背后醫院和藥商、醫生和藥販卻是在大搞“市場經濟”。
過去有坐診、出診之說。醫生上門，病家都待如上賓，病人看醫生也會受到尊重。現在，時代不同了，自然沒有出診上門之說，連詞語都變化了，不叫大夫叫醫生，不叫看醫生叫看病。
山寨產品在中國社會熱銷，醫療行業也不能免俗，假藥、假治療并不少見，看看醫藥單有多少憑空列出的檢查、醫療、用藥項目？
六、醫患矛盾得不到有效疏解。江西九江市湖口縣60歲的董水金，2008年其31歲的兒子董林波因為一起醫療事故成了“植物人”。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當事醫院縣中醫院與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療事故責任。最先的九江市醫學會的鑒定結果為，相關醫院的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后江西省醫學會的結論是該病例屬于一級乙等醫療事故，但醫方承擔次要責任。最后，中華醫學會鑒定認定此事故為一級乙等醫療事故，兩家醫院應當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董水金從2008年7月董林波遭遇事故，到2010年8月判決，其間經過了兩年多的糾葛。后醫院又提起上訴，過程艱辛而復雜。
事實上，相當比例的醫療事故糾紛后面，當事人都有類似的遭遇。醫療事故鑒定機構的公信力缺失，是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醫鑒的利益結合體，使得醫患關系經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極端。
醫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對等，醫學會的鑒定專家都是從各個醫院的成員，醫療系統鑒定傾向性可想而知。這一方面確實引發了許多鑒定上的明顯不公。另一方面結果不利患者，也會自然地懷疑鑒定公正性。因而只要鑒定機構與其成員不能做到第三方中立，這種公信力就很難確立起來，屁股決定腦袋。
醫療糾紛以及事故認定的專業性較強，法官也難獨立判決，只能依賴于醫療鑒定。醫療鑒定結果不權威，法院判決也難讓人信服。
相當比例的醫患糾紛最后都走了司法程序。然而社會公平的最后底線也屢屢被打破。取證難，耗時長，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走上極端。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醫院發生的患者王寶洺砍殺喉科主任醫師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寶洺就選擇了訴訟的方式來解決此事，從2008年8月第一次開庭審理起， 3年多結不了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發怒，最后釀成了悲劇。董水金在打贏官司后，還要求追究當事醫生刑事責任。他說2011年6月22日立案，但直到現在沒有任何結果，“我找了主管局長，打了很多電話，他們一拖再拖”。
醫患矛盾加劇，也讓醫院醫生防范心理加強，在治理中也會更加消極，導致惡性循環。東莞市政府發文，為醫院配備警用器械防范病患者突發事件，可成千上萬的患者與成百上千的醫生混雜在一起，你如何防范？是否像銀行一樣，在病人患者與醫生之間架起鋼柵欄？
醫患矛盾，不是一句“加快醫療衛生改革”的口號就能解決的。